本报北京3月7日电（记者卢越 罗筱晓）“两高报告专门提到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令人振奋！”今天下午，听取两高工作报告后，作为一名快递员，湖北顺丰速运江汉分部经理汪勇代表难掩激动。

最高法报告提到，“加强劳动权益保障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最高检报告中点名一起由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

作为连任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注意到，对比去年的最高法报告，今年的报告中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显着墨更多、更细。“比如，报告提到‘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意见，推动破解劳动关系难认定、工伤无赔偿、社保零缴纳等问题’。”她说。

在方燕代表看来，变化折射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司法保障在持续跟进，成色更足。

去年最高法报告中提到“完善处理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2022年底，最高法发布意见，提出依法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针对依法合理认定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劳动者“被个体户”的用工法律关系认定等，做出了明确指引。

一场与外卖骑手发生剐蹭的意外之后，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超代表开始“没完没了”地关注起“小哥”们的权益保障问题。她欣喜地发现，自己今年带来的《加强外卖骑手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的建议》，与最高检报告中提到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案“隔空联动”。

“据我了解，针对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突出问题，在最高检的指导下，多地针对平台算法和引诱外卖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等公益损害问题，已经开展专案办理工作。”黄超代表说，“建议通过检察公益诉讼特有的系统治理、溯源治理制度优势，推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不断加强。”

以公益诉讼形式保障外卖骑手权益，这一内容也让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肖北庚代表印象深刻。“目前，我国在国有财产保护、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已相对完善。可以此为经验，进一步明确涉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标准和提起条件，增强公益诉讼这一法律武器在新业态劳动领域的作用。”他说。

在肖北庚代表看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最终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设立。

“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有尊严、有保障”，最高法报告中的这句话，被汪勇代表默念了好几遍。“未来可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