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在苏东坡眼里，满城都是花，满眼都是花。苏东坡爱花、种花、写花。他走一路，写一路；写一路，火一路。一不小心，写出来就是千古名篇；一不小心，就为一个地方做了千年广告。

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写下《红梅三首》，其一曰：“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用拟人手法，将红梅艳如桃杏又冷若冰霜、傲然挺立的品格描绘得惟妙惟肖。花似美人，美人似花，红梅被赋予青春的生命和情感。又写《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也将花比美人、美人比花，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浓烈的花香，充满了迷幻浪漫的氛围。海棠如此芳华灿烂，诗人不忍心让她独自栖身于凄冷幽暗之中。诗人写花，其实是在写自己。花是人的化身。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与时任太守陈襄共事。苏东坡十分敬重陈襄的品德，以芙蓉为题，作诗赞美：“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生命的本质，不经历风霜就开不出瑰丽的奇葩来，是谓“宜霜”。诗人赞颂陈襄的风骨，又何尝不是以此自况。

又一日，苏东坡到杭州吉祥寺看牡丹。春已老，花将谢。从寺僧得知，陈太守今年未来看花。苏东坡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诗给陈襄：“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陈襄读了诗，深感愧疚，次日即邀大家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东坡席上再赋一首，代花致意：“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前一首写牡丹的幽怨，后一首写牡丹的深情，把花的娇羞嗔怪、脉脉含情和太守的深情厚谊、高尚风骨刻画得入木三分、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常人看来，苏东坡的人生其实就是一团崎岖坎坷、颠沛流离的乱麻花。我用“8341”将苏东坡的人生经历作了概括。他当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扬州、颍州、定州“八州太守”，做过吏部、兵部、礼部“三部尚书”，遭过黄州、惠州、儋州和未及到任的汝州“四处贬谪”，任过一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皇帝秘书”。

苏东坡从政40年，在地方33年，在朝廷7年；在任做官28年，被贬谪12年。他的足迹从西边的凤翔到东边的登州，从北边的定州到南边的儋州，几乎遍及北宋的版图。一身犹寄于天地之间，随风飘荡。这样的“交流”幅度和频率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粗略统计，从离开家乡眉州进京赶考到在常州去世的45年4个月时间里，他经历了24次长途跋涉旅行，累计时间6年5个月。长的一年半载，短的也有个把月。他不是在赶考、奔丧的路上，就是在贬谪、赴任的路上。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应对如此漫长旅途的雨雪风霜、饥寒交迫、困乏劳顿。但我们相信，他心中有花，有花的品格，使他能够坦然面对各种低潮和困境，继而发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感叹。

初贬黄州，他掉进人生的万丈深渊。稍事喘息后，就对别人说：“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后来又写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有一点风雨中的狼狈，活脱脱一副“胜似闲庭信步”的模样。

再贬惠州，更是生命的不堪。古代的五岭分隔中原文明与南国蛮荒，贬谪岭外为最重的惩罚。可到了惠州，苏东坡便写下《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一下子就自我放飞了。不仅放飞，还乐不思蜀：“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有甚者，又写出《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被政敌章惇看到，惊曰：“苏某尚尔快活耶。”遂再贬儋州。

儋州是何等地方啊。《儋县志》云：“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苏东坡《答程儒书》：“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即便如此，他还是写下《纵笔三首》，其一曰：“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喝点小酒，自我解嘲，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苏东坡的人生，有金榜题名、位极人臣的巅峰，也有身陷囹圄、一贬再贬的磨难。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活出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从容不迫的潇洒风度，只因他心中有花、有天真、有善良、有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