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仲和是七级铆工。我们厂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的，工人评级晚，老工人的级别都偏低。不像东北，解放得早，工人级别比我们山东的高，至于水平，则很难说。

赵师傅是我师傅，但他真没教我什么。因为他是车间副主任，很少到组里来干活。再者，他架子很大，凡人不理。我们组那些1958年进厂、已经三十多岁的师傅，他也很少搭理。我刚进工厂，不知道怎么跟师傅打交道，也没学会弯腰垂首、曲意逢迎，反正他也不大搭理我。

赵师傅喜欢张统昌。张统昌是1956年还是1958年进厂的我记不清了，但技术水平比跟他同辈的高了不知多少。

有一回是放大样，那时我刚进厂，对放大样还一窍不通。只见他们俩有商有量地把一个挺复杂的工件放出来了。其间，赵师傅对张统昌的态度，像对待平辈。还有一回，是做一个很简单的钢槽子。大概是10毫米或12毫米厚的钢板，400毫米宽、一米多长、半米多高。做这东西，下料、敲平钢板都不难，难的是电焊。电焊时，钢板局部温度升高，就会变形。本来钢槽子的四个角都是90度，一变形角度就不对了。赵师傅和张统昌让焊工这里焊一点、那里焊一点，每焊一次张统昌就用角尺量一下，然后告诉焊工焊哪里、焊多长一截。全部焊完之后，这个长方形的钢槽子每个角都是90度，真是精致。

张统昌不久就被调去支援三线了，赵师傅也不到组里来干活了。但每年揻钢模他还得来，因为别人干不了。

揻钢模就是把三四十毫米厚的钢板切割成长条，揻成一个圆环。这东西要有万吨水压机的话做起来就很简单。我们那时候什么机械设备也没有，全靠人力。这就难了。

赵师傅揻钢模，一定得让赵新义烧火。赵新义是六级工，是个烧火的高手。我当铆工的时候已经几乎不用铆接了，都是焊接。唯一的一次铆接也是赵新义烧的火。铆铆钉得四五个人：一个烧火的，一个接钉子的，一个顶铆钉的，一个抡大锤的，一个套帽子的。接铆钉的一手拿一个锥形的铁皮圆筒，一手拿铁钳子，用铁钳子一敲铁皮筒，就是要钉子了，赵新义听见，便从地炉上夹出一个烧红的铆钉扔过去。地炉离铆件得有七八米吧，中间还隔着些工件，车间里光线稍暗，通红的铆钉穿过那些横在空中的工件的缝隙，划出一道悠然的红色弧线，正落在接铆钉人手上的铁皮筒里。铆钉一进入铁皮筒，接钉人要往后缓一下劲，不然铆钉就弹出来了。缓劲的时机要掌握得恰好，让铆钉轻如羽毛般地落进铁皮筒里。

赵新义扔铆钉也很有技巧，那不是用手扔，铁钳子夹着铆钉抡起来，什么时候松钳子很难把握的，但他每次都扔得极准。铆铆钉最要紧的是快，接铆钉的接住铆钉，用铁钳子夹住塞进事先钻好的孔里，顶铆钉的人用力顶住，对面的两个人抡起大锤“铛铛”几锤，把铆钉砸进去把孔涨满，再用一个馒头似的模套压上，再“铛铛”几锤，一个鼓圆的铆钉就铆好了。任何一个环节耽误了时间，铆钉变凉了，再从那个小孔里敲出来就麻烦了。碰上这种事，师傅是要骂人的。我不够资格上手，只能在旁边看。如此间不容隙的配合，看着会让人莫名地感动。

揻钢模也得生地炉，不是在车间里，而是在锻工房北面一个四面无墙的工棚里。我怀疑这个地方就是给揻钢模准备的，因为没见别的活在这干过。地炉就是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槽，两边砌几层耐火砖，架上铸铁的炉条，鼓风机管子伸到炉条下，上面烧焦炭，焦炭烧匀了再把割好的钢板放上去。这些活都归赵新义管。焦炭烧成什么颜色放钢板、烧多久、钢板烧成什么颜色是烧匀烧透了，都得靠经验。

赵新义忙活烧火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抽烟、喝茶。赵师傅工资高，可也是卷烟叶抽。他的手指跟他这个人一样，干瘦，细长，只有骨节比较粗大。他卷的烟很匀溜，松紧适度，抽起来看着不紧不慢的。他不大搭理我们，偶尔说几句，也多是跟干活有关的。他在那待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不大敢说话。他浑身散发着冷严的气息，让人不知不觉就变得小心翼翼。

烧火那边喊一声“好了”，赵师傅就扔掉烟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拎着铁钳子过去。有一个帮忙的，也拎着铁钳子，和他一起把那块烧红了的几百斤重的钢板拖过来，立到比茶几矮一点的铸铁平台上。三四十毫米厚的钢板，立在平台上也有点稳定性，可钢板槽了头（即把钢板的两端先打成规定的弧度），这样一来，钢板和平台接触的地方只有一条线，完全得靠赵师傅和另一个人用铁钳子夹住扶正，那么高那么重的钢板，歪得稍微多一点，就会砰地一下倒在地上。

钢板立住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赶紧抡起大锤打上去。当了八年铆工，这种大锤是最难打的。一个是不得劲。钢板的高度和我们的身高差不多，大锤打到钢板上，胳膊要举得跟自己脑袋一边高，很别扭。二是这种大锤打下去的力量必须是垂直的，如果力量是斜的，就等于推了钢板一把，钢板还是会倒掉，真要这样，不用赵师傅骂你，自己都觉得难堪。

我有一锤没打好，不只是把钢板打倒了，大锤弹回来正打在我的小腿骨上。可能是看我受伤了，赵师傅也没说啥。我去了厂医院，大夫摸了摸，说骨头没事，表皮青肿，用纱布给我缠了缠，我就又回去抡大锤了。

得回炉烧好几回，钢板才能被揻成一个粗略的圆环，这时候要放一个实心的圆柱形的钢模子进去，更仔细地锤打。赵师傅喊一声“停下”，我们就住了手。他把钢模竖起来，用铁卡尺伸进去测量，卡尺和钢模内壁摩擦，发出刺刺的声音，说明尺寸正合适，而且不管从哪个角度伸进去都是如此，可见钢模是溜圆的。用大锤打出来的东西，准确到这种程度，是技术、经验，可能更是长期实践孕育成的直觉。每个钢模，赵师傅只要喊一次停下，没有量量不合适、回炉烧红了再打的时候。

虽然不止一个中年师傅对赵师傅的大架子不满，却也承认他水平确实高。后来我阅人增多，发现很多真有大本事的人，都是这般目下无尘。大多数人不喜欢这种人，也可能这种人根本就没想让人喜欢他。

1975年，老工人退休，子女可以接班。赵师傅就退了，他儿子进了我们厂，而且就在我们铆工组。他本人则去了我们厂的家属工厂当临时工。所谓家属工厂，几乎全是家庭妇女，大约一两百人，生产些纱布、磨刀石之类的民用产品，也不知道赵师傅去了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