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车是自行车的原名。民国时的报纸广告，也作如是称。

脚踏车我从小就看到，因为父亲单位有一辆，他常常骑回家来。家里购买凤凰牌自行车，则是迟几年的事：哥哥高中毕业后，到一个小学去当代课老师，其中一段只有拖拉机路，没有班车可到，必须步行十里。父亲为了让他回家方便，决定买一辆自行车。当时买车要凭票，而弄一张票并不容易。父亲有一个朋友，拍胸脯打包票说，可以托人买到，结果，过了半年也没有音讯。后来，又托了另一个有门路的人，多花了四十元钱，才将新车骑回家。

当时，凤凰牌自行车是顶级的，其他的如大桥牌、杭州牌，都不如凤凰牌响亮。它上海产。当时的上海，就是质量保障的代名词。手表是上海牌，缝纫机是蝴蝶牌，哪怕是奶糖，也是上海产的最好。一种叫大白兔的上海奶糖，吃过一次，便不会忘记。甚至对打扮洋气的，都叫他上海人。

我参加工作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买一辆自行车也不容易。不但是价格高，要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四个月的全部收入，而且买自行车依然凭票。一般人根本无法问津。

当时的管控已有松动，市场经济已初露苗头。小商品市场里，有聪明人用新旧零件拼凑成的电风扇和自行车，没有品牌，也没有合格证，叫野牌，价格比正牌的便宜三分之一，十分畅销。而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上的彩色金属商标牌，常常会被人撬走，部分是出于嫉妒，部分则是野牌车拿去撑门面。

偷自行车，成了一大公害。即使锁了两三道，依然挡不住窃贼的快手。一个朋友，刚停了自行车，上到二楼，突然想起车没锁，赶紧下楼，发现一个窃贼正偏腿骑上他的自行车。他一边大喊抓贼，一边猛追。窃贼心慌，不到两百米，撞在电线杆上，跌下车来，头上鲜血淋漓，也顾不得扶车，直接拐进一个弄堂狂奔而去。

当时的惯例是，捉住了偷车贼，会被观众围殴一通，所有失窃过自行车的，都会过去出出气，再将自行车挂到他脖子上，押到派出所。朋友的车失而复得，他兴奋异常。只是，从此后，他的自行车都要扛到三楼的住处，再也不敢停楼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