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城纪》（译林出版社），据说是邱华栋构思30年、写作6年的皇皇巨作。小说以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等六章建构了这部长篇小说。繁复的历史，苍茫的废墟，复杂的人物，瑰丽的风情和奇异的传说，构成了西域两千年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他要找到打开千年历史的钥匙，更要描绘新时代升起的信号。可以说，在邱华栋的小说创作中，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就是极为瞩目的。

说到小说的缘起时，作者有这样一段独白：“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一些少年骑自行车、坐长途车到处跑，喜欢探寻周边的世界。我们到了一个废墟，……突然之间，迎着血红般的晚霞，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从废墟里飞起来，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汉唐废墟的印象。它非常美丽，甚至是有点壮美感，飞起来了。”这个画面镶嵌在作者的脑海经久不忘。我们读到他的描述，也会为他盎然的诗意深深感染。那个真实的西域，也是被想象的西域，实在是太美好了。

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个情缘，“千卷书我已读过，万里路我已走过”，但如何实现他的愿望创作出一部作品是另外一回事。读过《空城纪》之后，我为作品描绘的西域深感震撼。我们知道，历史的写作也是一种“虚构”，对历史书写的选择就是虚构的形式。比如，在《龟兹双阕》中，小说选择的是西域音乐，是贯穿小说中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在《高昌三书》中，选择的是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记录、书写和流播的方式；在《尼雅四锦》中，选择的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敦煌七窟》涉及的是佛教的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空城纪》是一个并置结构，与我们常见的线性结构、复调结构等小说是完全不同的。这使小说有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为作家的虚构和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历史小说，它不只是要还原或激活历史。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编年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的材料的编排和堆集，而真历史则是活生生的历史。一般我们认为并非当代而属于“过去”的历史，只要它对于我们还具有某种意义，还是鲜活而非空洞的，那么这种所谓的过去史实际上也就是当代史，和一般所谓当代史并没有什么区别。克罗齐这样解说其间的奥秘：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活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为那种过去的事实，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在呼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这一论点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为参照来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切，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它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能是死的历史而不能成为活的历史。确定和了解一切过去的历史事实并不是任何历史家的任务，例如并没有人试图去探究“公元前第一个寿终正寝的罗马人是谁”这样的问题，因为这虽然也是历史事实，却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克罗齐的这个看法，既证实了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也证实了历史的“当代性”。小说中对出使西域的著名人物如张骞的讲述颇具代表性。他曾被匈奴扣押13年，他逃离之后，不是奔向来路回到长安，而是持续西行，为了完成汉武帝交给的使命。这是一种操守，一种情怀和一种凛然的气质。作家在选择他书写的人物及品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汉唐气象，同时与当代有关：我们在当下还能看到多少这样的人物。

小说的讲述者是“我”。但“我”的身份极为特殊，我可以是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个卖香料的商人，可以是在大牢里等死的囚徒。如此遥远和宏大的历史小说，要填充如此巨大的空间，除了历史文献资料、实地勘察外，更重要的就是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讲述者的“人设”使其无所不能，他成了一个“在场”的讲述者，这种“仿真”式的讲述和渲染，令人身临其境。比如《霓裳羽衣舞》的演出，龟兹古乐的演奏以及锦裤、锦帽，复生的女尸，微笑的佛头等，除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艺术想象的权重更重要。另一方面，作者选择的知识讲述，比如“白衣秀士用的是枫香调，等于是羽调的转调，他弹的还是《绿腰》，可调子一变，那整首曲子的风格就大变了。”如果没有西域音乐知识，这样的句子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可以说，邱华栋竭尽了对西域赞美之能事。他无论抒情叙事，对曾经家乡的赞美不遗余力。因此，西域在他的赞美声中如诗如画大美无疆。于是，《空城纪》就是一部名实相符的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