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扩大就业与提高就业质量、推动城乡平衡发展等方面，为实现劳动力市场平衡发展和充分就业提出5点政策建议：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推动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弥合劳动力市场鸿沟；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提高劳动力素质，补齐技术进步的洼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提高效率同时实现公平。

　　坚持扩大就业与提高就业质量并举，在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同时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这就要求就业的“质”与“量”齐头并进。坚持扩大就业与提高就业质量并举，不仅是时代进步与发展的要求，更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亟须条件，顺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充分就业是做好就业工作的首要条件。这不仅包括劳动机会的获得，更包括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挖掘与利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群体等多渠道就业创业。近几年来，我国在就业数量扩张上总体稳定向前，但就劳动者个体来说，找工作容易，找好工作难，能在岗位上充分发挥自身价值的就业量，远远低于不断上升的就业量。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间难免发生错位，在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创造出来一批新兴产业就业机会，需要劳动力市场及时进行调节，来顺应时代发展。针对特定时期可能出现的矛盾，应继续坚持扩大就业政策，促进就业市场稳定，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波动。

　　2016年12月，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专门出台了《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通过开发岗位、劳务协作、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等措施，带动促进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战略目标。2017年1月，国务院通过的《“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又明确提出了“推进就业扶贫”的政策要求。可见，通过就业缓解贫困是整个扶贫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贫困劳动者主动凭借自己劳动脱离贫困的主要途径。因此，扩大就业对我国扶贫工作亦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就业质量的提高是持续的过程。在低生产力水平阶段，就业质量的提升诉求主要在于正规就业、安全的环境、职业健康及其他基本权益方面；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时，则更看重就业发展性、成就感和价值感，涉及价值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等领域。对2017届应届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对自我成长的关注首次超过对待遇的关注，成为大学生求职时最看重的因素，这也反映出劳动者在新时代下对就业质量的新诉求。政府要着重打造实现劳动力自身价值的工作环境，会“引人”更会“用人”，实现人尽其才，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推动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弥合劳动力市场鸿沟

　　继续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发展，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缩小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共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提升了乡村居民的经济收入，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中提到，要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就地就近就业，并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但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发展影响颇深，在解决城乡生态环境共治、基础设施相通、公共服务共享以及生产要素顺畅流动等方面，政府还需进一步努力。对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不仅要给予和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更要共享社会保障福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人乡居化的实现，带动人才、知识技术、资金等双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

　　针对区域劳动力市场不平衡的问题，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极化现象入手，缓解劳动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中心城市的趋势，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打造若干个新的“就业中心”。与此同时，加快产业梯度转移的步伐，带动劳动力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经过多年增长之后，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日益趋紧。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承接条件日益完备。由于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存在产业梯度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中低梯度地区通过接受扩散或寻找机会跳跃发展并反梯度推移求得发展。概括说来，中西部地区已具备生产要素成本低、资源能源丰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等优势，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梯度转移的条件已成熟。产业梯度转移必然带动劳动力的大转移，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由此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消除性别歧视，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创造公平就业的制度性环境，是实现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的最有效和根本之路，为女性群体建立更有力的保护措施，提供更为全面的就业性别歧视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平衡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要培养社会性别平等观念，适当分担女性生育成本，在政策上给予女性劳动者更多就业鼓励与关怀。当前，各行各业都经历着日新月异的进步与改变，劳动力市场生态也默默发生着不同于以往的变化，新经济的发展和新行业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摆脱家庭与生活的束缚与压力，更好地参与到电商等新兴工作领域中来。消除性别歧视是对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充分就业的实现，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产出与价值，创造更多财富。女性劳动者也应抓住机会，不断提升工作技能，帮助社会树立正确的用人观。“二孩”政策实施后，女性生育成本再次增加，政府或社会组织可通过自身方式分担部分女性的生育成本，在政策上给予女性更多关怀与支持，从而进一步调节女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关系。

　　提高劳动力素质，补齐技术进步的洼地

　　高等院校及时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动态与需求，尤其在经济结构转型期，密切关注未来发展趋势与方向，据此调整专业结构，一定程度上解决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的错位问题。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急需对口的高技能人才，我国也亟须形成自己的相关产业，来带动出更多技术进步的就业需求。高科技需要高素质人才，政府在人才培养、科研奖励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应给予更多优惠政策与支持措施，鼓励劳动者创新创业，激励劳动者的自我发展与成长，引导劳动力向国家急需领域服务与贡献。这就需要大力提升劳动力素质，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社会要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与服务，帮助劳动者适应和追赶时代发展。

　　除提升劳动力的专业技术能力，就业能力与适应能力在现代与未来社会也相当重要，应给予着重培养。部分发达城市就业极化现象初显，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要给传统产业造成一定冲击，造成部分劳动力脱离岗位，暂时失业。这就需要劳动者能够拥有较强的综合素质，能及时寻求新的就业岗位或行业，迅速适应新环境。在当前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改革稳步推进，难免会有阵痛，政府要做好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培训工作，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建立完善人才培养和服务体系，做好就业市场的监测与预警，鼓励创业和再就业，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提高效率同时实现公平

　　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初次分配由市场决定，政府难以从中做出调节，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虽略有减小，但基尼系数仍超过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近几年来，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而高收入群体中，财产性收入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能较好地缩小收入差距，但财产性收入也是初次分配的重要来源，要进一步扩充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更好地发挥该渠道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划出最低收入底线。

　　再分配中更注重公平，建立完善财产税制，加大反腐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多倾向民生领域，拓宽财产投资渠道。再分配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对于高收入群体中的合理收入，改革税收调节制度，着重减少间接税比例，增加直接税占比，保证合理纳税。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要进一步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倾斜，引导其实现自力更生的脱贫与创造财富，提升就业能力，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政策。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增加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盘活财政资金存量，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发挥效用最大化。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