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财经素养首次纳入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引发了我国教育界的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学自主设置和开发了这些方面的校本课程，一些财经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机构也顺势成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6年成立的“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于2018年颁布《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教育界如此重视财经素养教育，不只是为回应经合组织对它的重视，更是因为财经素养是立德树人教育宗旨的时代内容。

　　财经素养教育回应时代之需

　　今天，我们之所以把财经素养作为立德树人的时代内容，从国家层面来说，是因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公民需要在创造、管理和使用财富方面养成必要的财经素养。同时，在开展国际商贸交流、应对贸易冲突和维护国家财经安全中也需要大量专业人才。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了存在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在财富的赚取与使用过程中，有的人相信金钱万能，甘愿沦为金钱的奴隶，病态消费，挥霍无度，过度追求物质享受，甚至不顾别人感受。

　　在青少年身上不断出现的财经方面的问题，也使得财经素养的教育尤为急迫。国家富裕了，但是不少学生的财经素养却并不能与之相适应。中小学生基本远离生产、分配、投资乃至消费环节，他们对于钱没什么概念，因而也不珍惜钱，不能体会父母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艰辛。他们不想吃苦，希望以最小的努力，最少的成本实现一夜暴富，以至于频频掉入各种财经陷阱。

　　克服社会问题，促推国家发展，都有赖于我们从青少年学生入手。青少年身上存在的问题固然是财经知识和技能的缺失造成的，也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存在问题的反映。

　　劳动是财富之源，财经素养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义利观

　　一个国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直把义与利合在一起思考，相信财富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而是人的价值的具体展现，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义利观。

　　《易传·乾文言》率先提出“利者，义之和也”的义利观，把“义”置于“利”的基础，并且统御“利”。孔子一方面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另一方面，孔子重义轻利，鄙视劳动和劳动大众。受儒家影响，物质财富和从事物质财富的行业历来地位很低，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出身低微的墨子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坚决反对孔儒的义利观，相信义在利中，提出利就是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财富这就是最大的义。

　　其实，义与利的纠结是任何时代日常生活都无法回避的难题。时至今日，在财经素养教育上，固守重义轻利的传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应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正确的义利观。

　　“利”要靠劳动创造。从人类的历史而言，一切财富都由劳动创造，这是毋庸置疑的；从个体生存看，虽然财富的来源不仅限于劳动，但是，如果没有通过亲身劳动，个体不仅难以理解所拥有财富的意义，也不容易理解和见证自己的财富能力。劳动是财富之源，这是鼓励诚实劳动的客观依据；让劳动的投入与产出成正比，这是崇尚辛勤劳动的公正基础；充分利用人的智力开展创造性的劳动，这是人的劳动超越于动物劳作的根本所在。财经素养教育必须养成青少年尊重劳动的价值观，培养他们崇尚劳动、乐意劳动，尊重劳动者，珍惜劳动成果的态度。可见，劳动在创造利的同时，它本身就是义利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中多次强调，坚持正确义利观。我们主张的是大义和大利，没有宽大的视野和高远的境界，劳动创造的“利”以及维护利益的“义”，都可能走向人自身的反面。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为了眼前小利而杀鸡取卵、祸及子孙的做法，也坚定地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理解义利的含义。在命运共同体中，财富积累的过程所消耗的是全球性的资源成本；出于共同体的立场，使用财富不仅仅是个人处理产权的权利，我们更倾向于将财富的产权分享给人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国民生产总值雄踞世界第二的大国。中国要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必须明确，全面的财经素养比创造财富的能力更重要。青少年学生不仅要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更需要全面的财经素养。财经素养教育应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身财经素养与中国“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质关联，把个人财富、家庭幸福与党和国家的伟大战略联系起来，帮助学生树立高远的人生志向，形成强大的学习动力以及作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豪感、使命感。

　　（作者；刘次林，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