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各国宪法通常将劳动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宪法第42条也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工作权利，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系列劳动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然而，愈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带来了复杂的劳动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种劳动争议的发生。当现行法律回归社会现实时，法律如何调解劳动争议？当劳动争议的新情况再反馈到法律时，法律又将做出哪些回应？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劳动争议是当事人之间因其所形成之劳动关系前提下所确立的权利义务的实现所发生的争议

　　卜素在《理论探索》2019年第2期《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之完善》一文中认为，劳动关系作为一种基础的社会关系，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且会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多种新的发展形态。而所谓劳动争议，作为当事人之间因其所形成之劳动关系前提下所确立的权利义务的实现所发生的争议，与劳动关系的保障及实现息息相关，亦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调解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解决劳动争议的方法

　　嵇月婷、林国丽在《劳动经济》2019年4月《劳动争议处理的调解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认为，调解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解决劳动争议的方法，不仅为劳动争议双方节约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也节省了司法资源。其中，仲裁调解是劳动争议仲裁中的强制程序，在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想要提升仲裁调解的成功率，仲裁员应该根据劳动争议案件的难度决定是否要付出很长的时间进行调解。其次，仲裁员应根据案件中企业方的特征使用不同的调解策略。再次，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律师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严厉打击“黑代理”现象。最后，仲裁员的培训需要进一步加强，仲裁员不仅必须掌握法律政策，还需要学习心理学、谈判学等方面知识，以更好将情理法结合起来，取得争议双方的信任，帮助双方解决矛盾。

　　我国的劳动争议多元调解机制为争议双方提供了多条纠纷解决途径

　　尹森林在《法制与社会》2019年7月（中）《我国劳动争议多元调解机制构建及完善》一文中认为，我国的劳动争议多元调解机制为争议双方提供了多条纠纷解决途径，促进了纠纷快速、彻底的解决，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从制度建设层面看，我国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主要有三大制度，包括企业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仲裁调解制度。从立法层面看，我国于1995年颁布实施《劳动法》，2008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11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2011年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2012年颁布实施《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2013年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等等。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进行适用。截至目前颁布的这些法律，为劳动争议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促进纠纷的快速、高效解决。

　　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关系是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完善过程中备受争议的问题

　　沈建峰、姜颖在法学2019年第4期《劳动争议仲裁的存在基础、定性与裁审关系》一文中认为，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关系其实是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完善过程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我国劳动争议仲裁体制的存在是历史发展之结果， 而且也有国际比较的经验作支撑，现有劳动争议仲裁体制的实效进一步保障着它的正当性。这种体制名为仲裁，但与传统民商事仲裁有着根本区别，属于一种准司法性的强制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准司法性的内涵是指它符合传统司法的基本特征，但裁决结果又不具备传统司法的完全终局性，裁决过程缺乏传统司法的完全强制性。劳动争议仲裁在结构上与司法机关的部分同质决定了其在机能上与司法机关的部分重合，理顺二者关系是保障二者并存正当性之关键。

　　“做实协商、做大调解、做强仲裁、做精诉讼”已成为学界共识

　　陈融在《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经济效率视角下英国雇佣法院最新改革述评——兼论中英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比较与借鉴》一文中认为，透过英国雇佣法院的最新改革，可以发现，英国劳动争议处理非诉机制对劳动诉讼的分流渠道多，达成终局约束力的关口明显前移。相比之下，我国“一调一裁两审”模式存在突出的矛盾是，一审程序承担的诉讼量大，劳动仲裁等其他非诉机制都没有起到分解和拦截劳动诉讼的应有作用，一审法院不得不耗费大量成本把绝大多数的仲裁裁决推翻重来。因为程序性因素以及实体性障碍导致劳动仲裁与劳动诉讼之间的衔接不畅。有鉴于此，“做实协商、做大调解、做强仲裁、做精诉讼”已成为学界共识。

　　（栏目主持：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