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协商机制作用，稳定劳动关系，使企业与职工能够更好地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是实现“六稳”“六保”的关键所在。要建立健全三方协商机制体系；深化落实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创新完善行业和区域性集体协商制度，有效推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当下，积极推进复工复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如何充分发挥协商机制作用，稳定劳动关系，使企业与职工能够更好地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是实现“六稳”“六保”的关键所在。

　　从2000年《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颁行开始，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劳动关系协商机制不断完善发展，已经形成三方协商机制、集体协商集体合同、行业和区域性集体协商等基本制度框架，成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在疫情特殊时期，劳动关系协商机制成为应对危机冲击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突出表现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

　　自上而下指的是，在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应对疫情的政策制定中，凸显了劳动关系协商机制的重要作用。如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企联、工商联三方四家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中，不仅强调了三方协商机制和集体协商在化解特殊时期劳动关系矛盾中的主导作用，而且鼓励企业和职工双方通过协商来应对疫情期间工资支付、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劳动关系新情况和新变化。

　　自下而上指的是，在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主导和推动下，企业和职工开始主动参与到集体协商中，充分发表意见，进行协商谈判，且协商的方式与内容均有重大突破创新。如浙江省多个市县工会在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集体协商，运用互联网形成“产生代表、发出要约、协商准备、正式协商和审议签订”的规范化流程，并通过大数据完成职工参与度、知晓度和满意度评价，有效推动了劳动关系双方合力一处、共渡难关。这些做法将能够有效促进未来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

　　但从目前实际来看，协商机制促进劳动关系稳定发展的核心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一是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建设相对薄弱，许多地方的“三方四家”主体（政府、工会、企联或企业家协会、工商联）难以落实。特别是乡镇一级，三方主体及其责任不明确甚至缺失，使得三方协商机制无法有效开展。二是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有待深化。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签订率，远远落后于单个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同时，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集体协商相关的绩效评价机制。三是行业和区域性集体协商有待提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中小微企业，而目前，通过行业集体合同和区域集体合同所覆盖的企业不足三分之一。如何引导和推进这些企业的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更为有效地推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的建设和发展，使其在抗疫情、促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需要结合实际，分层分类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三方协商机制体系。我国三方协商机制发展相对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对于三方协商机制的理解不足，即认为三方协商机制只是国家层面的协商机制。而事实上，我国的立法和实践早已对此概念有所突破。《工会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其明确表明了三方协商机制运作是多层面的，既可在国家层面，也可在地方和产业层面，甚至在企业内部进行。而实践中，政府主导、工会推动、企业协同的三方协商机制也已经延伸到乡镇一级。

　　因此，在抗疫复产的特殊时期，要加大落实和发挥三方协商机制的宏观指导和决策作用，一方面，应结合各地区劳动关系实际，在乡镇一级建立和开展由政府主导的基层三方协商机制，并积极推动三方协商机制向街道、园区和社区延伸。“三方四家”主体必须到位，制定稳定的工作机制，真正做到劳资政三方能够紧密合作、定期沟通。另一方面，除定期对本地区带有全局性、倾向性的重大劳动关系问题开展协商，及时参与调处重大集体劳动争议等工作内容外，还应当结合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拓展三方协商机制的宏观指导和共决职能，适时适地就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标准、工作时间、保险福利等内容进行沟通和指导。

　　二是深化落实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各级职能部门应当把集体合同的监督管理作为劳动合同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集体合同的监管不能只关注签订率，更要注重实际作用的发挥。应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集体协商集体合同相关的绩效评价机制，把集体合同的履约情况，企业职工的参与度、知晓度和满意度纳入评价和考核机制。

　　三是创新完善行业和区域性集体协商制度。积极推进行业和区域集体协商，通过行业或区域来进行集中引领，扩大集体协商覆盖面。首先，要以协调集体劳动关系为核心，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载体，发挥行业性集体协商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作用，通过行业工会组织建设、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等措施，深化行业集体协商机制，推动基层的经济样态和产业集聚，使之在维护职工权益、调处集体劳动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其次，应依托区域行政拓展和创新三方协商机制，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工会推动的基层三方协商机制，把基层三方协商机制与区域性集体协商相结合，加大集体协商的覆盖面和工作成效。如宁波北仑青峙化工园区结合社区推出的“区域协商议事会”，义乌廿三里工业集聚区依托街道建立的“企业工会主席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三方协商机制，成为该区域劳动关系矛盾化解的主要平台，有效保障了抗疫复产期间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作者为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教授，浙江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