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并非一蹴而就。此前一年，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发起成立。它们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这么多“第一”缘何被上海拿下？作为近百年奋斗史的起点，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有何独特性？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详述建党前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细节的打捞中让记忆更加鲜活、信仰更加坚定。

　　忻平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市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上海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教授。

　　开创了很多“第一”

　　解放周末：100年前的中国，风雨如晦却又孕育生机。这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一历史重任为什么会交给他？《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忻平：192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已有一些摘译，但并不完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首个中文全译本。今年，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又发现了一本首版藏本。因此，国内已知存世的首版《共产党宣言》增加为12本，上海有5本，充分说明了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地的重要性。

　　据陈望道自述，浙江“一师风潮”后，他被校方驱逐。此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找到主办《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戴季陶的好友邵力子推荐了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懂英日德等多国文字的陈望道。沈玄庐说：“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这体现了陈望道认真、勇敢、钻研的性格特点。

　　那时，国内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较少。作为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对制定党的纲领有直接指导意义，百年来也成为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毛泽东说：此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刊，要求学员“努力研究主义，将革命思想传到全中国”。

　　陈望道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陈望道曾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3年秋至1927年，他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讲好他追寻真理的故事，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是很有意义的。

　　解放周末：同样是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这个“第一”缘何又被上海拿下？

　　忻平：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

　　近代上海有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呈现特殊的政治地理格局和复杂多元的性质。同时，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工业中心、航运中心、通讯中心和文化中心。虽不是政治中心，但很多政治大事都先在上海发生。人才汇聚、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人口流动性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这里也是中外民族矛盾、社会阶级矛盾最集中的地方。1919年，上海工人51万，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产业工人有18万。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最进步的阶级，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在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孕育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历史的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初，陈独秀为躲避政治高压从北京南下。他原本对重商主义的上海印象不佳，认为“上海为工商社会”，未必适合政治运动。但是，“六三”大罢工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发现这座以移民为主的城市具有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蕴含着推翻旧秩序的蓬勃力量。于是，他着手在上海发起建党活动。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开会，成立第一个党组织。8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等人意见后，将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十八大后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明确写道：“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充分说明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历史地位。

　　解放周末：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开创了很多“第一”，如建立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开办第一所工人学校——劳工半日学校，领导第一次工人罢工——上海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等。您对哪个“第一”印象最为深刻？

　　忻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下建立的首个工会意义重大。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深入上海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刊物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

　　1920年11月21日，党领导下的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担任主席的李中是第一位工人党员。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与毛泽东、蔡和森是同学，又积极参加工人夜校，积累了组织工人的经验，与工人阶级建立起深厚感情。

　　当时的上海有不少工会，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国民党人组织的，有的是工人自发性的秘密结社，有的则是有名无实的招牌工会，“仅做经济争斗”。上海机器工会是根据“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原则建立起来的，在上海工人阶级中独树一帜，标志着我们党从对工人展开宣传教育转向组织、发动工人的新阶段。

　　解放周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筹备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忻平：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实际起到了临时党中央的作用。

　　例如，通过写信、派员指导等方式，推动在各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括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显示，陈独秀直接从上海向日本发信，任命施存统等人为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在对外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组织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利用《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后者事实上起到了机关刊物的作用。

　　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解放周末：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开幕。应该说，7月23日才是我们党的诞生日。但后来，7月1日被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哪一种更为可信？

　　忻平：1938年，延安准备纪念中共成立17周年时，要确定党的生日就是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但由于缺乏档案资料，毛泽东、董必武只记得大会是在7月召开的，于是便将党的生日定为7月第一天。1938年5月，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国。其中，俄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写道：代表们“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1972年，苏联公布《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也称：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综合历史档案和当事人回忆，可以确定7月23日是一大开会的日子。但由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已经深入人心，也就不再改了。

　　解放周末：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其后有些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进退沉浮、成败得失，可以带来怎样的启示？

　　忻平：据统计，一大代表中4人壮烈牺牲，最后“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的是毛泽东和董必武。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自那以后，他一生未改变信仰。

　　还有7人脱党或者被党开除。比如，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国共合作后，周佛海每月有400多元的工资收入，却拒绝“按累进额交纳党费”而强行脱党，两人最后都沦落为汉奸。

　　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革命队伍经过了反复的锻造、考验和提纯，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是什么，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比如，大革命失败后，就有许多优秀党员英勇牺牲。在面对敌人的屠刀时，陈延年拒绝跪下，用生命践行“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的誓言，牺牲时年仅29岁；夏明翰牺牲前写下一首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对党绝对忠诚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长征中，陈树湘率部坚守，为主力渡过湘江赢得时间。他腹部中弹被俘，但醒来后“断肠明志”，令人动容。

　　事实上，我们党的早期党员多数出身于社会中层以上的家庭，原本不需要拼命就可以获得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不惜献身使命。

　　资料显示，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名，平均每天牺牲约370人。他们直面生死考验，诠释了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