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也因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学术。如果套用西方概念和学说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往往隔靴搔痒、说不清楚，甚至出现误读。

　　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西方关注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提出西方学者比较关心“政体”问题，而中国很多学者则关心“政道”问题。西方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因而重点讨论权力怎样产生、分配和制约，喜欢用民主与专制对立的框架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讨论“政体”问题的思想者为数不多。中国传统思想家对“政道”更为津津乐道，常用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方式进行表述。“政道”问题关注的重点是治国的理念和目标，就是考察治理的实际效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无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人物来讨论“政道”。他们从实现治理目标、达到良好治理效果的角度出发，探索治国的理念和模式，评价当时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至于具体的治理方法，一般则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选择。比如有的时候强调法治，有的时候强调无为而治，等等。在中国漫长历史发展中，更是形成礼法合治的智慧。

　　这种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能与中国的国家规模一直比较大有关。在疆域广阔、各地差别明显的情况下，国家治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政体”模式，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并围绕这个目标形成相应制度安排。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形成了一整套国家治理的理念，比如仁政、德治等。与之相适应，再设计比较有效的治理体制机制，比如科举、官僚层级制度等。虽然随着历史发展，这些理念和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思想注重把“政道”先搞清楚，然后从“政道”出发来探索具体制度，而不是相反。

　　中西方不同的政治观念也表现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按照西方政治学观点，民主被理解为某种程序民主，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多党制下的政党竞选制度。民主成为一套制度性程序，一种选择执政力量的方法。而中国则更为关注实质民主。所谓实质民主，就是首先看这种民主能否最大程度地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能否使国家长治久安，真正实现良政善治。良政善治的追求是“政道”传统的一种体现。

　　邓小平同志曾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里把人民团结和人民生活改善均作为评价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西方国家的民主质量不容乐观。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民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出现分裂与冲突。这说明西方民主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那些学习了西方民主的“颜色革命”国家，它们的民主制度质量也很糟糕，国家政局持续动荡，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其中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了全面内战、分崩离析的悲惨境地。

　　从实质民主、良政善治的目标出发，探索民主的实现形式和程序，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种智慧。中国强调实质民主，大胆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可以说是这种政治思想传统的体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制度保证，也将丰富世界政治文明形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总之，中国人秉持实事求是理念，强调从内容与结果的结合上来讨论治理问题，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良政善治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片面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政治话语来说是一种范式转变。至今还有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形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形式民主就等于实质民主，这并不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国的政治思想认为实现民主的途径应由不同国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探索，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政治分成两大类，那么，良政与劣政可能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分类。“政道”思想体现了中国人考察政治运行的智慧，在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价值，中国人应该也能够为人类制度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