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做客文汇讲堂“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五讲第二讲　《“修己安人”在当下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吴晓明、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郁振华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接着讲”五讲，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今天的主题“修己安人”的现代转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之上展开，并和中国社情、西方文明相融合，目标是使国家更强大，民众人文素质更提升。

　　嘉宾主讲

　　修己安人如何连接家国天下

　　先看孔子对“修己安人”的阐释。

　　修己是君子的第一步，安人是第二步，当代不乏安人事例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　记录的是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一位善问，一位善答，三问三答。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呢？　孔子回答，第一步，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第二步，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都安心；第三步，不断修养自己，使老百姓安乐，这点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

　　《论语·公冶长》　记载，孔子问子路和颜回的志向后，子路回问孔子。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上一代的老人在精神与物质上都得到安顿，使平辈、同一代人信任自己，使下一代的青年人怀念自己。这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克己奉人的理想。

　　当今社会，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修己安人”是否还有价值？

　　武汉市有个小小的食品厂，收纳了两个智障青年作为员工，企业主易勤像妈妈一样善待他们，2005年时，十几个智障人闻讯而来，为了安顿他们，食品厂经济几近崩溃，她出售了自己的两套房产用80多万元坚持把厂办下去，一家三口则挤住在10来平米的小房子里。她被誉为“武汉犟妈”。她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颗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她要使得智障者心“安”。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

　　《大学》三纲领含有修己的“内圣”和安人的“外王”

　　修己就是修身，《大学》里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　仅1700多字，孙中山先生曾赞誉，“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外国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说出，这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应该要保存。”《大学》　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以修身为本，向外推到修齐治平，向内做格致诚正的功夫。八条目要往上走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者有递进关系。明明德就是修己，亲民就是安人，最后追求尽善尽美。修齐治平包含了深厚的生命理性或生存体验。比如家是每个人最早的学校，也是终身的学校。

　　儒家强调为己之学、修身为本是内圣之学，澄明“天命之谓性”的明德；心忧天下、视民如伤则是外王之学，由明明德的执政者实现人间正义的“亲民”。而“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天下》　提出，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因此，《大学》　德化八目，完全可和当代法治社会相结合。现代法治的顺利实施要有伦理共识作为基础，而伦理共识离不开伦理传统。

　　私德和公德的有效转化

　　修己安人这组关系，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对私德和公德关系的讨论。

　　蔡元培撰写国民修养书，提倡“孝亲即美德”

　　蔡元培先生1912年在莱比锡大学，撰写了　《中学修身教科书》，不久在法为华工写了　《华工学校教材讲义》，这两本书在民国期间影响甚大，被称为“国民修养二种”。

　　蔡元培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

　　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的资源，以此服务于近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公德教育。他首先讲孝亲是美德，一个人能爱父母，友爱兄弟，很可能会把无私的爱推己及人到邻居和陌生人中去，在这种美德的浸润下，有利于形成君子人格，并增加公德、正义，使他能忠诚地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所谓“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亲情、孝道，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不绝如缕地成长起来的基础，也是今天国民健康成长的起点与源动力。

　　梁启超：铸造国民公德，培养私德是第一要务

　　梁启超早期受福泽和边沁的影响，于1902年发表　《论公德》　一文，他批评中国传统强调独善其身的私德，缺乏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但1904年他又撰文　《论私德》　说，知私德而不知公德，就缺“推”，所以，公德的培养，铸造私德是第一要务。此说不仅完全抛弃了公私德对立，还深刻地认识到儒家道德在近代转化的真正价值。在理论上，蔡元培超越了日本人福泽谕吉与早期梁启超的公私德对立论。

　　现代社会重视责任和德行，儒家资源中不缺乏当下公德所需要的内涵。比如，南宋以后广泛流传的朱熹　《家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都属于今天公德范畴。

　　从五伦到六伦的重建

　　剖析了修己安人、私德公德两组关系的推展和现代转化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传统的五伦范畴的现代意义，它连接着上述两种内外范畴的关系。

　　五伦关系的当代挑战：日本社会学家倡议“一碗汤距离”

　　父子关系，父慈子孝，是无法选择的“天伦”。孝道反映的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也是文化生命的延续，不仅是社会伦理的秩序，也是内在的道德价值。

　　今天父母子女的伦常关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利益的纠纷如何不裂解亲情？　家庭中年青一代又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平等关系？　尤其突出的是高龄化社会的养老矛盾。新加坡政府的安居工程值得学习，他们对一个楼盘住两代人给予优厚，日本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碗汤距离”的理论，做子女的把汤端到父母家，汤还是热的，两代人住两套房，既分又合，还激活了“孝道”这个儒家资源。

　　夫妇之间的相互敬爱与忠诚仍然必要。过高的离婚率，会特别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兄弟、朋友之伦，先儒有丰富的论述；君臣一伦则可转化为现代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健康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

　　群己关系中包含与陌生人关系，当以“忠恕之道”应对

　　除了五伦，包含和陌生人的关系在内的群己关系，在新时代必须直面。

　　《大学》　云：“与国人交，止于信。”国人就是城邦的人，范围大于朋友，包含有陌生人，张岱年晚年认为应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即第六伦。台湾经济起飞之父李国鼎先生1981年时称之为“群己”之伦。

　　这一伦的“理”不仅是“群己权界”，更应是“忠恕之道”。在个人与社会、国家、大群的交往上，提倡“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之心，讲求奉献；在个人与陌生人、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对话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宽容厚道。

　　因此，新六伦可转化为新的礼治秩序，进而发展文明间、宗教间、民族间、国家间的交往伦理，乃至生态伦理。可描述为：父子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

　　培养平民化的人格

　　新六伦的重建，其实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传统资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去掌握这种途径？　培养平民化的人格，既是途径也是目标。

　　《礼记》十六字规定人文教育功能：育人和美俗

　　《礼记·学记》　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与人文环境。

　　儒家教化并非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强调感化。以传统的六艺培养君子为例，“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有所争，就如比赛射箭那样吧，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之后下堂，互相作揖、饮酒。行乡饮酒礼尊老敬贤，散场离开时要等老年人先出去，中青年再出去。因此，乡射训练，既陶冶情操也形成公共活动中的行为规范。除技艺外，通过理解经典、实践经典来培养君子，贺麟先生认为，儒家诗教、礼教、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可以从艺术、宗教、哲学三方面加以发挥。以学习六艺去修养自己，自觉又自愿，丰富君子自身，又通过君子的行为影响公共事务与民间风俗。

　　当前建设法治社会，儒学思想资源中教师、高级管理人才的心性修养、人格培养和普通国民的伦理底线与道德素养教化，都有助构建新的伦理体系。

　　冯契提倡“常惺惺”状态，贺麟鼓励做儒工、儒医

　　冯契先生讲，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途径，“各因其性情之所近”地来培养。他指出，智育、美育、德育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　《理想人格的培养》　专章中，多处引用《论语》　《孟子》、宋儒与王夫之的论述“加强修养，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明觉的‘常惺惺’状态，这就是过去人所讲的涵养。对情欲有所节制，有错误及时作自我批评，使心灵解脱束缚。这样使明觉的心态与专一的意志力在实践中结合起来，就能逐渐使理想成为信念。”冯先生讲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他说这种平民化的人格，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贺麟1940年代就提倡，要培育“儒医”“儒工”“儒农”“儒商”。简单地说，就是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建设中，须有这样的儒者作柱石，而品学兼优之士，参入社会经济的建设，也可提升这一行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

　　天津市退休工人白方礼，4个孩子中3个已读大学。1987年，他回到河北老家发现还有失学孩子，捐了仅有的5000元。74岁的他决定回到天津通过蹬三轮车来帮助失学孩子，后来修自行车、三轮车，直到近90岁体力不济，当时住在用铁皮、芦席搭的3平方米小屋。他一生捐了35万元，接济了300多位贫困生。白方礼只是读过一些蒙学读物。他过世6年后，被评上2011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奖词赞他是圣贤，圣贤是儒的至善境界了。

　　春风化雨的民间儒学旨在养育心性，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压力

　　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面对压力、紧张，更需要培养有操存涵养、有韧性、有承受力与心理健康的人。所以，我们要激活传统的诗书礼乐，借鉴优秀的外来文明综合成新的礼乐来养育人性，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座富矿，需要创造性地转化。

　　河南省建业集团每建一个社区，在硬件上就建一个书院，计划建100个书院。有很多志愿者和专业人才组织传统文化讲座，通过成年礼、开笔礼和节日，开展一些活动。我去郑州的本源书院调研，深感儒学教育在民间的生命力，这需要我们努力去实践，在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上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培养。

　　最后返归主题，儒家所讲的修己和安人，门内和门外，齐家和治国，都反映了今天所谓公私领域的区别，它主张两者间有某种连续性。借用传统的体用概念来说，培养理想人格、修己还是本体，新六伦的重建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当代的明体达用式的创造性转化，而努力培养平民化的人格，则是良好的修己推向可能的安人的一种有效途径。

　　嘉宾点评

　　郁振华：转化传统道德，范导现代生活

　　我一直在考虑，什么是“修己安人”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前提？　李泽厚先生的“两德论”认为，对于现代生活来说，现代社会性道德是建构性的，而传统宗教性道德，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能够起范导作用。之所以要积极化用传统资源，是因为现代性在其展开过程出现了不少负面现象，比如，郭老师提到“不适当的个体张扬、过分的权利主张”等，吴老师也讲到“原子式个人”等。正是针对这些现代性病症，需要对“修己安人”下一番创造性转化的工夫，以范导现代生活行进在健康的轨道上。

　　郭、吴两位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某种地方性的知识、观念、思想，经过创造性的发挥，可以具有普遍意义。以前讲得较多的是西学东渐，现在逐渐认识到还有中学西渐。由此联想到，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在18世纪中学西渐过程中，被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译成法文“laissez-faire”。这构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重要形态，即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从哲学上说，概念的起源和它的效力是两回事。产生于特定时空的思想观念，可能产生跨时空的效力。全球化时代，环球同此凉热。中国学者如何激活传统，通过创造性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共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这是挑战，也是使命。

　　嘉宾对话

　　“修己安人”通向民族复兴

　　转化不在于“好的”或“应当的”，在于把握社会现实

　　吴晓明：郭教授对“修己安人”的阐述非常系统和深入，给予当代转化许多积极提示。“修己安人”的说法很美好，但或许我们讨论霍布斯、洛克、康德、边沁等人的理论时，也会觉得非常好。因此，问题的重点在于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不现实的，这是哲学上的转换，即认识到主观被认定为好的和应当的东西并不等于就能实现。比如，一般都认为共和国是好的，帝国是坏的。但在凯撒大帝时代，崩溃的是罗马共和国，实现的是罗马帝国。

　　无论是西方文明的成果，还是修己安人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当中被汰选、择取、重造的，都是由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规定并取得基本定向。因此，转化之主题、真正的焦点在于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在于明了这一社会的转型趋势。

　　现代法治需要伦理传统，中华民族复兴开启新文明类型

　　我赞同“现代法治不能没有伦理共识作为背景和基础，而伦理共识离不开伦理传统”。我认为这超越了单纯主观性而达到了“伦理的观点”。

　　黑格尔的　《法哲学》　讨论了三个基本的领域：一是抽象法，即外在的法；二是道德，即主观的法；三是伦理，即实在的法。“伦理的观点”是区别于“道德的观点”的。因此，现代法治不能没有伦理共识作为基础和背景，且必定和伦理传统，特别是和社会的现实有关。在整个社会领域当中，西方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而中国则是“家庭-伦理社会-国家”，三者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在现实历史的进程中要求通达并重建自身传统，实际上正在当下展开。我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人并不太理解，因为这种方向并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性范围当中，它依靠一种新文明类型来定向。这一方面来自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伟大的传统。

　　比如，郭教授提到“重开王道”，引用了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后面还有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在于它要成为现代强国，而且在于在此进程中，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修己安人的前提在“共通”，审慎结合现实进行创造性转化

　　郭齐勇：我很同意吴晓明教授讲到的立足现实，审慎结合现实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现实的独特性，所以中国当下的现实和中国过去的传统不是对立的，传统也并没有像西方汉学家所说的被放进博物馆。因传统自身的复杂和多元，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也更加复杂，有一些可能是隐性地存在，但是在创造性转化中得以加强，或者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共进中向更多方向发展。但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还包含着许多困难需要大家努力。

　　第二，修己安人就修己的层面而言，每一个人都自由地去做好人，做应当做的事情，这其中有现实性。儒释道、诸子百家，每一家所认为的“好的”、“应当的”中有重叠共识、相互借鉴、相互发明的部分。所以修己安人的前提，还是在于共通性。而在安人的层面上，我完全赞同吴教授所讲的由于地域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制度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法国的自由制度无法强加给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有特殊的现实，而这恰恰说明我们认识和理解传统的重要性。

　　以“礼”为例，创造性转化要融西方长处与中国古典诗意

　　近百多年来，我们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社会制度，即使走出学徒状况，也不能停止学习。我们要立足传统和现实，对外来文化和它的制度、理念继续开发和吸收，而儒家思想有一些则可以和它们相互贯通。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形态的确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比如在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中，韦伯认为中国的儒道教根本不可能产生现代工商业，那么新时代的崛起怎么样来解释它的传统思想背景？　由此可见，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的确是有一些方面还有积极意义，可以创造转化。

　　立足于传统，又面对西方以及原子式个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我们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当然，作为人，原子式个人只是人存在的一种样式，作为伦理关系中心点的人是伦理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具有公德和私德。黑格尔强调道德和伦理的区别，它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我们如何来创造性地转化，兼容并包？　而在现实性上，我们如何来真正地研讨传统社会、人文精神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变得十分重要。

　　例如，今天无法来实现传统的家礼，虽然也有人在改造建筑以求恢复，冠婚丧祭之礼的转化也困难异常。所以，如何来实现现实性上的重建，还待主观发挥，使得既有现代的文明，又有像贺麟、冯契、萧萐父等前辈所设想的中国古典的美与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