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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之乡有谚曰:“芒种芒种,连收带种。”“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恰逢芒种时节在孟子故里邹城开幕。本次研讨会既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又开创了学术研究、文化普及与名人故里文化建设协同共进的新形式。由邹城孟子研究院主办的这场思想盛宴,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专家与会,为邹鲁大地增添了新的文化生机。
让孟子回归故里
两千多年前,北枕泰岱、南襟徐淮的邹鲁文化孕育了孔子、孟子等先贤巨擘,他们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为万古伦常立极,其后墨子“非儒”,火力全开,遂使儒家跌入低谷。孟子辟杨墨,论性善,倡仁政,重振儒家雄风。此后,儒学之于中国文化的主干地位再也无人撼动。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孟子是邹城人民的骄傲,学习的典范。研究孟子学说,弘扬孟子精神,领悟孟子智慧,实践孟子思想——一句话,让孟子回归故里,邹城责无旁贷,当仁不让。
习总书记于2013年8月19日和11月26日,先后两次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引起学界及全社会强烈反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思想文化热潮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勃然兴起。邹城市看得准,抓得紧,行动迅速。一个个“文化突围”之战略举措相继推出,高潮迭起。遍及全国的名人故里和历史文化名城千帆竞发,争先谋划文化兴业之策,而邹城抢得了先机,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力邀12位海内外孟学界知名学者开讲国学系列公开课第一课:孟子公开课,唤发起邹城人民作为孟子故里一员的文化自豪与自觉。
成立孟子研究院,搭建起海内外孟子研究的高端学术平台。
在全市开展“我爱读《孟子》”活动,跟孟子学做人,从经典中品读智慧,使孟子故里的人民感受到孟子学说之真、之善、之美。
邀集23个历史上受到邹鲁文化影响的城市代表齐聚孟子故里,共同发表《邹鲁文化城市宣言》。
组建宏大的编纂体系,启动《孟子文献集成》工程。
…… ……
随着一台台节目相继亮相,精心筹备的压轴大戏——“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最终隆重上演。海内外研究孟子的一线学者尽数到场。
杜维明先生在给研讨会发的贺信中说:“邹城是孟子故里,在这里召开国际孟子学研讨会是再恰当不过的。支持孟子学的研究、传播与发展,是当代儒家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论语》里记载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而笑。今天,兴文重教之风再现于孔孟乡邦,从中我们也能够展望‘文化中国’的未来愿景。”邹城市委张胜明书记在致辞中说:“本次会议在孟子故里举行,旨在发挥儒家文化的独特优势,为推动孟子思想的研究推广提供平台。会议突出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关注邹鲁文明的传承发展,对于推动孟子故里的文化建设,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恰如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日的孟子故里,可谓“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
“天下邹鲁,一脉相传”
邹鲁文化因有孔子、孟子等儒家圣贤而尤有功于中华。战国时代,“邹鲁”并称,已经被人们视为礼仪之邦。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鲁文化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邹鲁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邹鲁文化的价值。李学勤先生早在十年前就指出,区域文化研究的盛行,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标志。然而,邹鲁文化的研究却是这个广阔园地中相当冷落的一隅。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唤起学术界对邹鲁文化的重视,弥补了研究的不足。
孟子研究院院长王志民教授在发言中说,邹鲁文化源于邹、鲁,又高于邹、鲁。邹鲁文化不是邹文化与鲁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邹文化与鲁文化的有机融合。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推动了邹鲁士风的形成,士风又影响了世风。孟子因邹鲁文化而生,邹鲁文化因孟子而扬名天下。
杨朝明教授从“学术文化”的角度阐释了“邹鲁文化”的演变。他指出,子思曾到邹地讲学,孟子迁邹后,邹更具儒家文化氛围。战国时期,孟子名声很大,“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邹鲁”知名度的提升恰是因为孟子的巨大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邹鲁之地好儒重礼,民风醇厚。两千多年来,邹鲁文化由邹鲁之地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邹鲁”成为良风美俗的代名词。
龚鹏程教授引用《史记·货殖列传》《孟尝君列传》等文献,证明先秦两汉时期邹鲁之地圣人之教盛行。此后,凡有圣人之教的地方,奉“邹鲁”为文明表率,以“邹鲁”为标识。可见,邹鲁不是专指山东这个区域的文化概念,而是重视文教、重视文化传承的文化概念。今天弘扬邹鲁文化,应重在激发其内在的文教价值,不能只借用其文化符号。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一脉相传”的邹鲁文化,传播中原、江南和东南等地。“地接尼山近圣人,家居邹鲁多君子。”邹鲁之地牵头邹鲁文化城市圈共同弘扬邹鲁文化,其文借用“邹鲁”的文化符号,其质在于激发邹鲁文化的内在生命力。
性善论:“向善”与“本善”
唐代韩愈推尊孟子,以其辟杨墨、捍卫儒学之“功不在禹下”。大禹治理自然界的洪水,孟子治理了人们心中的洪水。这在历史上本无异议,但近代以来,孟子的性善论开始受到质疑。王其俊研究员的论文梳理了60多年来孟子性善论研究状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性善论的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的正面评价日益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争论再起,到当今对性善论的逻辑结构和形上学根据的争鸣,研究深度与广度上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次对性善论的讨论,正反映出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性善论争论的延续。
在研讨中,郭齐勇教授呼吁应大力弘扬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旗帜鲜明地捍卫儒学的核心价值。他举例“牛山濯濯”章说明,孟子提出人性本善,是要解决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本质的规定性上来说,人应该是善的,事实经验层面上的不善是后天没有保护它。李景林教授肯定人性善是一种必然性的“本善”,而非仅为诸种可能之一的“向善”,但其论证并没有从惯常的人之本质的道德性来作解释,而是把性善论建立在孟子思想中的“气”“才”的基础上。孟子以“气”表述人是身体实存性,以“才”作为蕴含在人“性”之内的实存性基础。徐冰博士则剖析了孟子性本善的两个理论基础:善是人的情感的真实性与表现形式的差等性。两个基础要结合起来看,不能割开,否则就易把人性理解为“博爱”或“私爱”。曾振宇教授从孟子“即心言性”“即天论性”入手,证明仁为天之所“命”,落实于人心为善端,从而证明孟子所言善性为普遍人之本性。一般对于性善论的研究多从哲学分析入手,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则从历史渊源上找到了性善论的依据。他说,孟子的性善论其源头在《尚书》的尧舜禹的圣德。
性善论问题上的对话性又一次显现:丁为祥、方朝晖、刘瑾辉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性善论提出了质疑。丁为祥认为,因为人伦生活、文明及其秩序都不能离开善,所以孟子不得不以“四端”与“四心”对善进行具体言说。孟子希望人们在实践中去知性,并没有从理论上直接对人性作出善的规定。方朝晖从词语含义的演变入手,指出“本质”一词源于希腊哲学,指在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属性。现代汉语借用这个含义,把“性本善”解释成人性“本质上”的善,是对性善论的误读。刘瑾辉教授则认为孟子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混淆了“本善”与“可善”,“道性善”之“性”指向不明。
按照以上三位教授的理解,长期以来学术界理解的孟子性善论就需要重新检讨了。其实,以现代学术方法或西方哲学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混乱远不止性善论一例。为此,台湾学者李瑞全先生明确否定以理性主义诠释儒家义理。他认为,道德情操论、关怀伦理学、德行伦理学或社群主义,这些理论都不免在西方哲学传统下,分割了人类心灵或道德本心之一性体。儒家的道德实践功夫高于诸家所特有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