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要把汗水洒在学问上。洒汗水的过程是：“读＋走”→写，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螺旋式上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用“读”“走”“写”概括自己的学术人生。全国56个民族，他造访过40多个；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他去过60来个。他说，把钱用在哪里，都不如用在调研上。在荣休之际，为鼓励莘莘学子传承社会学人的治学精神，胸怀祖国、心系社会，他特设立“邓伟志教育基金”。
       日前，与《文汇报》同龄的邓老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真理是过程，是进行式。学问是问出来的，多问就是求学
       文汇报：您的名片上仅仅印着“读书人”这几个朴素的字，为什么您对“读书人”这个称谓情有独钟呢？
       邓伟志：有句名言说得好：读书就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要把学问做好，必须了解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成果。书读得越多，疑问越多，也就越能够做到对任何国家的学术权威尊重而不迷信。学问是问出来的。多问就是求学。我读书是很积极的，夙兴夜寐，披星戴月地读，在不宜读书的车上、飞机上也读。1960年冬天下乡，不便在农民家里读，我跑到几个坟墓中间，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读。我相信“开卷有益”。我有24个书架，放着乱七八糟的书，大部分是文科书，也有理科的书。见到书上有用的，我就抄卡片（类似电脑下载），如今还保存着一抽屉卡片。
       真理是过程，是进行式。“学然后知不足”，越是读书多的人，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能做到虚怀若谷；越是虚怀若谷，越喜欢继续多读书。
       文汇报：您是如何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的？
       邓伟志：说起与书的关系，我还有三个特殊经历：一是吃住在图书馆。记得当年有个紧迫的任务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但孤本、珍本书不许出馆。怎么办？图书馆破例同意我们住在图书馆里。我与另外两位学者在靠近黄陂路的一排房子里的一间宽2米、长10多米的怪房间住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看书，每天晚上23时以后到上图对面的五味斋饭店吃一碗面条，可以报销2毛5分钱。
       二是印过书。上海曾有一家设备最先进的印刷厂“海峰印刷厂”，“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卷就在那里印的。那里的字模最佳，获过奖。我在海峰厂捡过铅字，拼过版面，笨手笨脚，速度不及排字工人的1/10，深感出书之艰难，深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应当结合。
       三是卖过书。我在上海福州路、衡山路、淮海路、瑞金路的新华书店当过营业员，还在淮海路、华亭路口的一家小新华书店卖过书。书是给读者看的。读者是书的评委。顾客来买时，跟他们聊两句：“给谁买的？”“怎么喜欢这本书？”“为什么不买那本书？”顾客是上帝，“上帝”的回话比答问卷更真实。这些对自己如何写书都有所启迪。
       我的走，是走又不是走，常常是摸、爬、滚、打，匍匐前行
       文汇报：无论是“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还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都需要从书本走进实践。您怎么理解这个“走”字？
       邓伟志：这个  “走”，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走红地毯，是要走曲折坎坷的山路和田间小道。我的走，是走又不是走，常常是摸、爬、滚、打。为了考察滇东南的少数民族，我们有时摸着绳子越过急流，摸着铁索桥过深谷；在广西柳城县，我们花了一二十分钟爬过一块笔直的30米高的大石头，终于见到被称为人类“叔父”的巨猿化石；有次为了到云南的麻栗坡看化石，在哀牢山里骑马爬山，马失前蹄，我从马头上滚进了山谷；有次我们穿密林，想不到树上的蚂蟥会掉进脖子里，结果一个多小时里，彼此打蚂蟥，要停下来五六次。
       文汇报：您说的“走”就是调查，是真正的田野调查。这对您的治学研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邓伟志：古人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捧着一颗求学的心走进五大洲的，与162个国家的人握过手、聊过天。全国56个民族，我造访过40多个；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我去过60来个。绝大部分是自费去的，把钱用在哪里，都不如用在调研上。我80岁退休，退休时我出钱设了个“邓伟志教育基金”，奖励学生田野调查。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走，绝不会白走。走是走进实践，走进理论之源。学问就在自己脚下，只要是有心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学问。几十年前我去云南独龙族时，是坐吊索过去的。让我吃惊的是，滑到对面见到独龙族男人穿的不是短裤，遮羞的不是遮羞布，而是遮羞木板。回上海后，我向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无法想象，居然说：  “木头比布贵呀！”如今在电视里看见独龙族兄弟穿上漂亮的真丝衣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起，我这个八旬老人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去年4月，我去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当地人的衣食住行用、生长老病死的情况，全是我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全是书本上没见过的。生活在海拔5000米的印加人怎么御寒？他们是在床下养几十只荷兰兔，用荷兰兔的体温来提高室温；他们做菜没佐料，用小便晒干后的白碱当佐料；他们洗手没肥皂，还是用上面所说的小便晒干后的白碱当肥皂。
       这些实地走访的经历，促使我盯住民生问题不放，为贫困人口呐喊，为均衡发展著文。有人戏称我为“贫困社会学家”，我不但不生气，反而以此为荣。因为我了解国内外的贫困阶层贫困到何等地步，便着力提倡民生社会学、贫困社会学、贫困文化学。我连篇累牍地大讲社会平衡论、社会张力论、社会矛盾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民生建设中有发言权，才能把话说到群众心坎上。
       学问上的争议也可以成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
       文汇报：迄今为止，您已发表文章1600余万字。在本报发表的第一篇是1959年1月8日的“并非‘劳动为次’”。因为发表文章中加按语多、新观点多、转载多、引起讨论多，您被称为  “四多”学者。对此，您是如何面对的？
    邓伟志：一个人在与人相处时，要求同存异。在学术研究中，要求异存同。拾人牙慧是没出息的表现。爱重复套话，是“高级”抄袭。说得重一点，套话连篇，对上是“语言行贿”，对己是“语言索奖”。几十年来我在写作上坚持求异求新，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后来发现，理论上的革故鼎新之路并不平坦。革故，  “故”会出来骂；“求异”会被人视为“异类”。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文汇报》连发《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三篇文章，篇篇引发争论，赞成我者说我“独具匠心”，反对我者说我“别有用心”。我与《文汇报》同龄，我乐于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
       但是，做学问不可能没争议，争议也可以成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一触即跳不是学者应有的气度。即使人家是吹毛求疵，也应当感谢人家花气力吹毛，感谢人家找出了“疵”。天下没有无疵之佳作，何况我们的拙作！要堵住人家的嘴应在写作过程中下苦功，堵在文章刊出之前，文章刊出之后就应当欢迎七嘴八舌了。我不怕争议。我曾在文章里说：  “我的名字叫邓伟志，我的号叫‘邓争议’。”
       我知难而进，写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比如，在党史研究中出现不太尊重历史的问题时，我著文罗列了党史研究中的十种现象，批评  “一俊遮百丑”  “一丑遮百俊”，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英雄爹好汉”等问题。我准备好了有人反驳，结果平安无事。在有人为“兼顾公平论”粉饰，讲“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时，我提出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都要讲公平，甚至在被我称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救济工作中也要把公平放在首位。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反批评的文章。
       王羲之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读和走都是“游目”，我相信“游”过“目”的人，胸怀会豁达的，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
       改革让学者改观，开放让学者开通。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文汇报：在国内学术界，您是第一个在社会学重建后在社会学系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的，第一个提倡“妇女学”的。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您对推进理论创新有何见解？
       邓伟志：改革让学者改观，开放让学者开朗、开窍、开通。从事学术研究就是从事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生命有长短。我吃过写短命文章的亏之后方才在创新上下功夫的。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一定要有坚厚的理论功底。通才取胜是当今出理论的主渠道。如今攻克任何一门学科的前沿阵地，都少不了运用多种的力量。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讲，对自然科学也要有所涉猎。大跨度的结合，容易产生大跨度的联想，容易提出大跨度的假说。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一定要尊重实践。社会实践是社会学理论的富矿，只要我们遵循理论研究的规律去认真研究，就一定会从富矿中提炼出“优质钢”来。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一定要开展学术讨论，讨论是思维共振，优势互补。但也绝不能搞“论坛经济”，论坛要有新论。要防止的主要倾向是瞎创新、创“假”新。
       学无止境，作为学者宁为学问所困，不为财富所累。为了学问，我的做法是：生活简单化，知识复杂化。学人要把汗水洒在学问上。洒汗水的过程是：“读＋走”→写，在写的时候，在写了遇到别人跟你商榷的时候，又会感到走得不多，读得太少，于是再来个“再读＋再走”→再写，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螺旋式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