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晦先生一生，在文化教育界最敬重李大钊、蔡元培和鲁迅。他不仅长得像鲁迅，而且深谙鲁迅精神。鲁迅的两句诗成了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今年是杨晦先生120周年诞辰，人生难返往昔时，不忘当初恩师情。回想起我在北大跟随晦师读书从教31年的时光，不禁思绪起伏，感慨万千。

　　一、尊师重教，学术自由

　　杨晦恩师，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教授，对我的学术道路、为人之道、人生之路都起着引导作用。我是在1952年秋见到晦师的，在此之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那年我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当年秋天，我带了三本书来到燕园：朱光潜的《诗论》、杨晦的《文艺与社会》和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告诉我：朱光潜和杨晦都是北大教授，这些书用得着。果然，我到北大后上的第一课，就是晦师开讲的《文学概论》。在此之前，我从未见到过大学教授，以为大学教授或是西装革履，或是长袍马褂，威赫森严，高不可攀。可是我见到的晦师，却是穿了一身灰青布衣中山服，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位亲切慈祥、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当时，我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负责师生沟通，从此我就常出入于他的燕东园寓所（37号），直到1983年。

　　我进北大时，正值马寅初继承蔡元培的传统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各家争鸣之时。晦老在中文系，发扬了这一传统，倡导尊师重教，学术自由。中文系开设什么课程，事先他都和教师商量，让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特长，各显神通，开出自成特色的课程。吴组缃是著名作家，分析作品头头是道，深入堂奥，晦师就请他开了一门“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章廷谦（川岛）是鲁迅的好友，擅长写作散文，晦师就请他开了一门“写作实习”课程。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季镇淮等也各有所长，晦老鼓励大家各逞所长，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晦师这个让大家各显神通的方针，广受师生欢迎。

　　晦师所开设的“文学概论”一课，也是自成特色。那时的“文学概论”课，没有统一的教材，连教学大纲也没有。等到1954年，教育部才请晦老主持，开始制订教学方案。晦老讲课，没有讲稿。每次讲课，他都把讲授要点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然后在讲堂上当场发挥，沿着他的思路一路讲下来。晦师讲文学理论，不尚空谈，紧密联系实际，不仅面向文艺创作实际，也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每次我去他那里，他总要关切地询问学生听课的反应，提出了什么问题，好在下次讲课为学生释疑解惑。

　　晦师告诉我，正是在北大受到了新文化的启蒙与熏陶，激发了爱国热情，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才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说到北大精神，他最信奉的是李大钊所推崇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十字方针，这也激励了他的一生。

　　二、在教学之余，积极从事科学研究

　　晦师的后半生都是在北大度过的。晦老入北大的第二年春天，就参加了共产党。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魏建功，因叶圣陶邀他去专任辞书社社长，就立即推荐晦老接任了中文系系主任。1950年冬，主管北大的教育部长马叙伦教授任命晦老为北大的副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文科教学。晦师不负重托，带头开设新课，不仅在北大，还不时去清华、辅仁等校开讲新中国的文艺方针，甚至还应丁玲之邀，去中央文学讲习所宣讲，同时还和何其芳一起开始筹建北大文学研究所，忙得不可开交。

　　北大自进入了马寅初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从1954年开始，北大把每年要办的五四运动庆典，改成“五四科学讨论会”。晦师对这一重大举措衷心欢呼，拍手叫好，他认为，这是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作为系主任，晦师在中文系积极响应，每年组织系内的科学研讨会，鼓励教师在教学之余，积极从事科学研究。他自己带头，从1954年起，积极投入了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晦师的为学之路，约可分三程，1939年之前主要从事戏剧的写作及翻译工作，1939至1952年主要从事文艺评论，而自院系调整之后，则转向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但是，一旦真要脚踏实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就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面对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如何才能保证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老教授遇到了新问题。教学、科研都各有规律，而参加政治运动又要费时费力，怎样才能协调起来，实是难题。晦师要破解此题，颇费苦心。

　　在“大跃进”声中，晦老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科研、教学的跃进，参加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讨论，真心诚意地欢迎周扬带他的团队到北大来开设“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讲座，并作了精心安排。但当周扬提出要中文系开展对苏联修正主义批判时，他就难以应对，只好“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虽答允“批修”，实际是批教条主义，使得周扬微觉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