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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

陈星弼: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杨丽可
2020-03-02 10:28:39  来源:光明日报

  立德树人

  “严字当头,把学生当‘敌人’。”这是陈星弼数十载的教学感悟。他认为,讲授真学问的关键在“严”,把学生当作“敌人”,以难题驱动,进而提升他们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陈星弼经常举一个例子,前中国女子曲棍球教练金昶伯,对待自己的队员就像“敌人”一样,通过魔鬼训练让她们磨砺进步。“严师出高徒”,正是在其率领下,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不到3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一支世界强队。

  如何做到严格要求呢?陈星弼的方法是自主设计难题,让学生在攻克难题中锻炼能力,并能不断创新。他还通过在考试题目中设置难题,辨识学生学习成果差异,让分数“高斯”分布。

  同时,陈星弼也非常重视“宽严相济”。而他认为的“宽”,则是指老师要引导学生加强基础课和通识教育的学习,打下宽厚基础,奠定未来研究工作的基石。“现今科技日新月异,专业知识也会随之更新。我们学双极型晶体管时,未承想过几年便出现MOS晶体管。当我们学习MOS晶体管时,很快又有了集成电路。那我们要靠什么快速跟进学习与认知?靠的就是我们曾经不惜时间和精力打下的数理基础。”

  着眼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陈星弼常常呼吁,大学教育培养的不只是高级技师,而应以输出对科技发展有贡献的科学家为主,因此要站在对学生及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负责的立场,加强基础课的投入,提升基础课的教学水平。“不要怕学生缺少某些知识,不要妄想知识都要从学校得来,要让学生意识到,可持续学习能力的自我培养是珍贵品质。”

  虽已过去数十年,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三系系主任谢孟贤回忆陈星弼上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陈老师自己在上讲台前总是将教案熟悉到极致,所有理论体系、知识案例都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走上讲台,不用背,不用记,要讲的内容像水流一样涓涓不息地淌出来。从1959年开始上课,他就不带讲稿,只有一张香烟盒大小的纸片写好备忘摘录。他的课有趣生动,难点重点突出,分析透彻。”

  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陈星弼都把教学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曾主动请缨,接手“人人讨厌上”的量子力学,还为研究生开设了《半导体器件物理》《半导体器件的数值计算方法》《功率MOS》等新课。

  课程很难,陈星弼却很兴奋。他一向认为,“越伟大越深奥的东西我越喜欢攻克”。陈星弼的课保持着一贯风格:突出物理概念,启发式教育。他将丰富的科研体验融汇在课堂内容中,学生感觉实用性更强。

  为了锻炼学生的英语能力,陈星弼在研究生课堂上采用全英文教学。他崇尚自由包容的课堂氛围,允许学生随意提问。讨论时,没有权威,没有师生关系,只有平等交流。同学们踊跃发言,甚至为某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陈星弼还经常给学生们开人文讲座,建议他们读世界名著、听古典音乐,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他认为,通识教育虽不能让人才速成,但从长远计,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的创新性和贡献更为突出。

  即使已入耄耋之年,身患各种疾病,陈星弼还是亲自带硕士生、博士生,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陈星弼是严师,更是慈父。他掏钱请学生看电影、吃饭,在甲型流感暴发期间自费购买中药熬给同学们喝。

  更有意思的是,“让我付钱我才去”成为陈星弼和毕业学生聚会的“标准”。学生们都记得,有一次聚会大家偷偷付了钱,陈先生很不开心,批评“说话不算数”。下次再约时,陈星弼说“除非我把上次聚会时的钱出了,否则我不去。”“在他心里,我们就是他的孩子啊。”

  2018年教师节前夕,陈星弼与刘盛纲、李乐民三位院士共同获得“成电立德树人成就奖”,这是属于电子科技大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家国情怀

  “只有科学和教育发展了,国家才能振兴。没有科学教育,国家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在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时,陈星弼曾谈到科教兴国的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无形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任何人不能阻止历史的车轮。”

  这样的感悟与陈星弼刻骨铭心的少年经历密切相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937年,战争阴云密布,不到7岁的陈星弼跟随父母离开上海,在连天的炮火中,踏上向西的逃难之路。

  他们逃到了余姚、浦江,又辗转至萧山、金华、南昌、长沙、九江……历经艰险到达重庆,一家人才稍作安顿。陈星弼转学四次后结束了小学生活。

  陈星弼的少年时代拮据清贫,中学每月只发给他们二斗三升米,大部分都是霉烂的红米。而每次回家,他都要为船费发愁。

  1943年,陈星弼转学到江津县国立九中,“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大规模征兵运动正在全国开展。他唱着《棠棣之花》送别披上戎装的同学,只恨自己年龄小不能参军,要么真想爬上卡车,到印度,到缅甸,到抗日前线。

  年少的陈星弼在紧张的课余认真军训,操练,打靶,一丝不苟。语文老师教大家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他非常喜爱。陈星弼和同学还排演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的爱国话剧。

  年岁渐增,陈星弼对祖国的爱更深,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意愿更加强烈。大二时,陈星弼放弃了奖学金。他想,国家还有许多急需用钱的地方,“我也要为祖国尽微薄之力。”毕业分配填写志愿表时,他郑重地在每一个志愿栏里都填上“服从组织分配”,并真诚地表示要“到东北去、到西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五十岁时,陈星弼走出国门,以真才实学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他主动上交外汇,却把收据满不在乎地丢弃。为了给工业发展作出切切实实的贡献,他痛苦地放弃了关于理论物理的梦想。在功率器件领域艰苦工作,常常通宵达旦。

  陈星弼视名利如浮云,他衣着朴素,家里甚至还用着20多年前的暖水瓶。不了解的人很难想象,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专利成果带来的经济效益约20亿美元。“如果只是为了名利,我不可能在科研上耗费一辈子的精力。”陈星弼说。

  从大学时代开始,陈星弼就阅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而且顺着哲学学术河流上溯,阅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我是经过了艰苦的阅读、认真的思索,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终其一生,马克思主义给予陈星弼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他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认为“能够在短促的人生中,以科学服务人类,这就是我追求的价值”。他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献身科研,成为科研发展的脊梁。

  “长寿,是让我有充足的时间为祖国做更多的事情。”陈星弼并不在乎生命长短与否,但耄耋之年仍紧张工作在科研战线最前沿,他深感幸运。经历过山河破碎,对国弱民贱、生灵涂炭的印象锥心刺骨,陈星弼始终葆有这样的“初心”:要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祖国需要的科研战线上建功立业。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也激励着广大科研工作者开拓创新,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将科研人生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洪流中。

  (作者:杨丽可,现供职于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理论和文化宣传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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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迟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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