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关系的阐释

　　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论断，1992年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断。对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实践标准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从1987年起，陶德麟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就此阐述了如下精辟见解：

　　第一，三个“标准”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哲学概括现实而又指导现实的体现。

　　第二，实践标准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有重大分歧，是因为实践标准并没有回答实践本身是否合理的功能。实践标准判定的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生产力标准判定的是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虽然解决前一问题是解决后一问题的前提，但解决了前一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后一问题。以某一真理性的认识为依据引出的实践方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的。如果以实践为标准去检验何种实践合理，则不仅是同义语反复，而且会得出无论什么实践都合理的荒谬结论。例如，根据对某些科学技术的真理性认识，既可以制造治病救人的药品，也可以制造害人杀人的毒药。如果用实践去检验，这两种方案都可以“实现预期的目的”，因而都算得上是“合理”的。可见，检验实践的合理性需要另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追求的目的不同，实践合理性的界说和判定标准也就不同。马克思主义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首先需要有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同时还需要确立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理想的价值观，如果仅有前者而无后者是提不出这个标准的。肯定会有人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始终不同意这个标准，那也不必强求。只要绝大多数人认同这个标准，社会就会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顺利得多。

　　第三，“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不仅要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还要求从中引出的实践方案有合理的价值取向。只有同时做到了这两条，才算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是在实践标准讨论之后还必须开展生产力标准讨论的理论原因。

　　第四，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效益标准。经济效益有局部和整体之分，有眼前和长远之分；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只需要讲求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讲求社会效益。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效益标准，在理论上不准确，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消极后果，最终会导致对生产力本身的破坏。

　　第五，“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之外的另一套标准，但又不是对两者的复述或叠加，而是对两者的综合和发展。它是把认识的真理性原则和实践的合理性原则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作为整体贯通起来并与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结合起来的一种高度浓缩的表述。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两个标准就没有根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认为有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就不需要再讲前两个标准。然而，“三个有利于”标准又确实比前两个标准更进了一步，运用在改革实践中更好操作，更便于检查落实。

　　此外，他还对这三个“标准”与精神生产、道德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

　　 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辨察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陶德麟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把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专有的旗帜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导致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为人道主义正名乃至辩护都是必要的，但必须给予科学的解释；不加分析地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或者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也同样不正确。1984年，他发表了《对两种历史观的一点理解》和《关于两种伦理原则的几个问题》两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见解：

　　首先，人道主义是从一定的历史观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伦理原则。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缺点在于它把人性视为脱离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于它不是用历史来解释人性而是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的要求说成普遍人性，由此引申出来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是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把这种人道主义界定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可以引申出人道主义原则，这是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为界限，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相一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用无差别的“人类之爱”来掩盖事实上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以承认阶级矛盾并以最终消灭阶级差别为归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很大的虚伪性，不可能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是现实的，可以彻底实行。

　　再次，分清两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不等于否认“共同人性”的存在。人类有利益差别乃至利益冲突，也有共同利益；有共同利益就有共同人性，它并不是空洞的概念。但共同人性只能寓于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具体人性之中，是具体人性的共同点，不能脱离具体人性而独立存在，正如“水果”不能脱离桃杏梅梨等而独立存在一样。不能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要求说成全人类的“共同人性”。

　　最后，分清两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绝不等于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也不等于否定它在当前实际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并给予科学的解释，使之落到实处。

　　对道德原则问题的思索

　　针对改革开放中人们在道德原则上的困惑，陶德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了多种论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有什么不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先天的抽象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归根到底是从现实经济关系中吸取得来的。当然，由于社会发展是世代绵延的过程，因而每一时代的道德原则中都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未来的憧憬，既有本民族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延伸，又有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融的影响，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表现为千差万别的形式。但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及由此决定的现实的经济关系，仍然是最深层、最顽强的左右道德原则的力量。一切其他因素或迟或早都不免要经过现实经济关系的筛选、过滤、折光、重组，被熔铸成与现实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整体。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应当服从某种道德原则，而是一切道德原则或迟或早都不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认为，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仍然应当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但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科学地规定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内容。对长期以来作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来宣传的东西要进行分析清理。有些确实是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应有的内容，现在也还要坚持；也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假大空的东西，甚至是封建意识或小生产者意识的变形，现在就应当摈弃。如果把过去宣传的道德原则不加分析地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尺度，“势必把大量的改革措施判定为违背无产阶级道德的行为，而把符合传统习惯的某些阻碍改革的东西视为坚持无产阶级道德的模范”。

　　第二，要具体地应用无产阶级道德原则。无产阶级道德的一般原则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具体处境中都有其具体的内容，不能把一般概念当作公式往具体情况上套。

　　第三，要注意无产阶级道德本身还有层次之分。要区分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对少数先进分子的要求，对先进分子也要区分一般情况下的要求和特殊情况下的要求。

　　第四，要注意现阶段并不只有无产阶级道德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无产阶级道德并不是现阶段唯一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道德，全人类的公共道德和其他阶级道德中的积极成分也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第五，要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道德遗产。道德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并不意味着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道德毫无共同之点，并不排斥继承和借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无产阶级道德必须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道德遗产，以丰富自己的内容。特别是中国几千年的道德遗产中有大量的优秀成分，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宝贵资源。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学术研究的根本旨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致思旨趣。他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客观事实，但国内外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仍然歧见很大，必须从学理上予以澄清。为此，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系列论著，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他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观点不过是几十年前的老调重弹。这种观点曾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理由而甚嚣尘上，现在又以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起了变化为理由再度出现。这种观点一再强调时代和国情，可是它的谬误恰恰在于无视或曲解了时代和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正是由时代和中国国情决定的，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他认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不能用汉儒和清代朴学家注经的办法，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一句话，应当坚持实践标准而不是文本标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

　　三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他强调说，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也才能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和视野。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键是要处理好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首先要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其次，还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线性化的毛病，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其他外来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最后，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时，也要放宽视域，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此外，还应关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和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研究。

　　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他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三者缺一不可，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其中，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但其他两个方面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也需要作为问题来探讨。他还对大众化的内容、对象、方法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现时代的中国大众“说中国话”，应当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篇大文章”“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也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作者：汪信砚，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