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年生，安徽省歙县人，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即已认识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1915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立志学成回国后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构建一个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全中国人民都能接受教育。1917年回国，力倡生活教育理论，先后创办了南京晓庄师范、上海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为适应社会和时局变化，先后发起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战时教育和民主教育运动。他出生在贫民家庭，异常理解和同情普通人民的需要，因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更加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追求，在“九一八”事变后，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重庆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争取民主建国，与国民党当局作坚决斗争。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发脑溢血辞世。后人辑其著述为《陶行知全集》，计12卷，600余万字。

　　1936年10月30日，陶行知在英国伦敦敬谒24748号马克思墓。

　　早在大革命时期，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动就引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注意。周恩来在1944年《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和1949年《学习毛泽东》两次报告中说，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众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并且由城市转向乡村。陶行知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抗日民主革命运动中，他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与共产党人同声相应，风雨同舟二十年。

　　晓庄支部

　　1926年12月，陶行知发表《中国乡村教育改造宣言书》，表示要“招募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此，他于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近郊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培养具有改造社会精神的新型乡村教师。学校招生广告明确表示，欢迎“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的青年学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晓庄师范不同寻常的办学理想和目标，吸引了一大批怀抱改造社会理想的进步青年学生，特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纳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最早来到晓庄师范的共产党员是张宗麟，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计划财务司司长。他曾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师从陶行知和陈鹤琴，1925年毕业后在浙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时任南京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长陈鹤琴聘他为助理，同年秋，陶行知聘请他兼任晓庄师范指导员。张宗麟在“四一二”政变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在暗中一直支持校内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学生。

　　1928年年初，因领导学生爱国运动被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开除的学生党员刘季平、石俊、汤澡、马名驹，以及在浙江青田中学毕业后到乡村领导农民运动而被迫害的共产党员叶刚，不约而同地考入晓庄师范。他们五人很快与南京市委取得联系，于同年夏秘密成立晓庄支部，刘季平任书记。同年秋，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的共青团员徐明清考入晓庄师范，随后发起成立共青团晓庄支部，并担任团支部书记。

　　刘季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在1982年著文回忆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实行民主办学。校内除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外，还有两个公开的政治派别：一是国民党晓庄区分部，在国民党众多派系中属于改组派，没有跟随汪精卫完全背叛革命，对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颇为不满，同江宁县党部的关系貌合神离。二是信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人数不详，核心人物是掌握学校教务和训育大权的生活指导部主任杨效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南京市委指示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设法赶走杨效春，对国民党晓庄区分部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

　　1928年6月，程本海、操正球、王琳等国民党党员被陶行知派往浙江帮助创办湘湖乡村师范；7月，杨效春辞职离校；同年秋，张宗麟辞去南京市教育局的工作，专任晓庄师范生活指导部主任。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晓庄支部在几无干扰的环境里迎来了组织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共晓庄支部积极支持陶行知领导的乡村教育和社会改造活动，陶行知对刘季平、叶刚等青年学生的能力和态度十分赞赏，在晓庄联村自卫团、禁赌禁毒委员会、晓庄剧社、乡村信用合作社等各种乡村组织中委以重任。刘季平到校不满半年就被委任为联村自卫团副总指挥，领导附近村庄巡防、守夜，开展禁赌禁毒等活动。叶刚、谢纬棨、郭凤韶等中共党员在田汉率领的南国剧社到晓庄演出后，发起成立晓庄剧社，创作反映农民生活的剧作，陶行知和他们一起登台演出。

　　截至1930年年初，晓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各有十余人，总计有三十余人，占全校学生数超过百分之十五，他们的革命知识、活动能力、领导经验，在南京市委下属支部中都是相当出色的。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该校党支部领导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动附近农民组织联村自卫团。”南京市委在1930年2月2日的工作报告中称：“学生支部都有相当生活，以晓庄为最好，他们的工作是农运。”晓庄支部的工作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充分肯定。

　　1930年2月，刘季平调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南京市委安排他到上海学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他回到南京后，即指示晓庄支部牵头发起成立南京分会，有二百多人参加成立大会。时任江苏省委农委主任的陈云在考察南京党的工作后表示：“争自由的斗争有七个学校有了群众基础，其中以晓庄为最好。”4月5日，晓庄支部领导城内大中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和记洋行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军舰停泊长江；在“红五月运动”中，以晓庄支部为骨干的革命青年学生，执行省委和市委部署，举行飞行集会，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晓庄师范，逮捕了三十多名进步学生，其中石俊、胡尚志、叶刚等10名党团员惨遭杀害。

　　陶行知同情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他在《护校宣言》中痛陈“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政府之手”，宣称“晓庄是同志的结合，不是少数个人的私有品，拘捕几个人，不能叫他根本动摇”。他坚信晓庄的“种子已遍撒全社会，在人所不到的地方，已经有了晓庄的生命，我们想不到人间有什么势力，可以把他们连根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