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断探索未知领域，人类才能进步

　　宋坪：中医和西医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区别。我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时，非常惊喜地发现，广大欧洲民众也非常喜欢草药，在市场上能够买到很多用于身体保健、美容护肤等的草本植物产品。现在，中医药更加走入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据2016《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103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相关法律法规。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更让中医药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鲍儒德：与西医不同，中医强调整体观念，临床应用了几千年，主要使用草药来治疗疾病。作为草药师，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点。

　　中草药含有数百种成分，它是一个多化合物-多靶点的概念，而西医主要是单一化合物-单靶点的方法。这也反映在中医学和中药药理学中。我们要考虑到，中医药是有效活性成分的网络集合作用最终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因此，中医学是系统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系统生物学。中医药学考虑到了人体的复杂性，并且以复杂的多靶点的方式来应对机体的复杂改变，有可能更接近实际状况。然而，正是由于其复杂性，对其开展科学研究也更加困难，更加具有挑战性。

　　欧洲也有草本药物学，它与中医药学的区别主要在于理论背景不同。欧洲也使用草药混合物，但没有“阴阳”概念，而中医药有深厚的东方哲学作为理论根基。当然，欧中草本植物的品种不尽相同，相关政策也不同，中医药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而欧洲的植物药研究几乎没有政府支持。

　　宋坪：中国正在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其核心就是医学。新冠肺炎疫情更使我们感受到医学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它与民众的健康和生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发展医学科学技术符合世界人民整体利益。中医药科技的发展，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医药研究水平？

　　鲍儒德：中医药学基于数千年临床经验的积累，是全世界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经验，这是我们现在开展研究的基础，对现代药物开发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我们对中医药仍然知之甚少，但人们对新发现的合成药物分子的作用在最初也同样一无所知。只有不断探索未知领域，人类才能进步。

　　我认为中医药对慢性疾病和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治疗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非传染性疾病”，因为这些疾病与我们机体功能异常相关。我们在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十几年的合作中，把慢性病及生活方式疾病作为重点合作领域。例如我与仝小林院士共同开展的中药改变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的研究，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中医药在传染病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例如，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挽救了上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现在新冠肺炎的中医药治疗也证明了这一点。

　　 宋坪：中医药在早期预防和治疗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中医常讲治未病，即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和瘥后防复。对于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重点是早期介入、全程干预、提前预防，防止新冠肺炎发生。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要千方百计维护身体的正气，防止外邪的侵入，通过中成药来预防，可以减少发病或者不发病。在新冠肺炎初期就开始吃中药，防止由轻症转为重症；到了重症期，就要中西医结合救治减少死亡。到了恢复期，通过药物及非药物疗法，比如针灸、火罐、八段锦、耳穴压豆、刮痧、食疗等，提高患者愈后的生活质量，发挥中医药在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鲍儒德：预防和早期治疗是中医学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中医学强调治未病，提倡早期干预，以避免重病发生，从而降低医疗成本。因此，免疫系统的调节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应当重视对中草药调节免疫系统的研究。

　　中医药临床使用的大量药物和治疗方法，其记载提供了现代医学体系所要求的证据，尽管仍然缺乏对其系统的临床研究。现代药物治疗要求有标准化的药物产品，并且活性成分应当明确，作用机制应当清晰。这类研究应当遵从中医所倡导的整体观，以及个性化的辨证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持药物的复杂性，继续开展对于混合物，也就是“复方”的研究，而非仅仅研究中药单体。在当今组学技术发展时代，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等，给予我们更多更新的研究思路，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整体的、基于系统的方式进行这类研究。

　　4.中医药可以为建设健康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宋坪：近年来，针灸、按摩和中草药在欧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您作为欧盟药典委员会中医药专家组组长，在推动中草药进入欧洲市场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另外，您作为“欧亚太平洋学术网”（EPU）中医药领域的奥方负责人，在推动中医药在欧洲传播方面功不可没。在中医药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中医科学院与EPU成功完成了慢病、老年性疾病等科研项目合作，得到中奥两国科技部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医药国际合作模式的成功范例。

　　鲍儒德：我们非常重视中医药的研究，特别是在质量控制、作用原理和作用方式方面。中草药在服务全人类的同时，必须要关注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因此，如何监管中药材质量，成为我们十分重要的任务。欧盟药典委员会于2008年成立了草药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立草药质量标准体系。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我每年都要几次往返中国和欧洲，与中国药监部门深入沟通。经过我们近些年的不断努力，已经有五加皮等73味中药材进入欧盟药典，占欧盟药典里184种草药的1/3以上。

　　我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协调中奥中医药联合研究项目。作为“传统中医药研究协会”的创始主席和董事会成员，我始终坚持推动欧洲的高水平中医药研究，在德国和奥地利培养了许多中医研究领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每年都在中国为奥地利药学学生组织为期三周的暑期班，使他们熟悉中医，在心里种下中药的种子。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被记录在许多科学出版物和书籍中。

　　我相信，中医药可以为建设健康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然而，这需要全球接受，并最终实现中西医结合。对中医药广泛的接受只能建立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强调，迫切需要开展广泛的针对中医药的国际科学研究。

　　 宋坪：医学分为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两大种类。现代医学植根于现代科学，没有国别之分。传统医学是植根于各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经验医学。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医学伦理观汲取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礼”等观念。正是受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医包容性强，不但不排斥西医，反而坚持中西医并重，倡导整合医学。可以说，中西医都是人类文明的遗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提倡中西医结合，充分体现促进文明交流的理念。

　　鲍儒德：中西医结合需要相互理解。这在中国很有效，但在西方国家仍然需要改进。知识的交流和人的交流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年都会带25名药学专业的学生来中国，在奥地利接受中国科学家的研修访问。我始终致力于东西方医学专家的交流与思想融合。现代社会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医学，还要了解医学背后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的下一代将更加开放、包容和博学。我希望新冠病毒能够尽快被遏制，让我们能够很快继续我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宋坪：这也是我的希望。有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里：您的中文名字叫鲍儒德，有什么含义吗？

　　鲍儒德：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的中国朋友给我起的，我很喜欢。据我所知，“鲍”是一个常见的中国姓氏，听起来很像我的德国姓“Bauer”（鲍尔）。当然，鲍鱼也是我很喜欢的美味海鲜。“儒德”听起来很像我的昵称“Rudi”。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儒雅是作为学者的温文尔雅的气度，所以“儒雅的品德”是我追求的形象与修为。当然，“德”还有我的祖国“德国”的含义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