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年），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呕心沥血，撰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潜心治学、严谨求实的学风，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传承。

　　实事求是，根除一切虚饰浮华

　　实事求是，根除一切虚饰浮华是范文澜治史的基本态度。他一生潜心治学，并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治学格言。

　　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治史态度，主要得力于他的两段经历。一是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治学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二是他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受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对于教条主义者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凭“想当然”办事而造成的危害深以为戒。从此，在治学上更加恪守“充分占有材料，通过联系和分析，去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正是基于此，范文澜才铸就了一生笃实求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本色。

　　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勤奋著述，使范文澜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在晚年，他用20多年时间，不断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改和完善。据他对《中国近代史》1949年前后多种版本所写的“说明”可知，在5年之中，集中修订3次。对于《中国通史简编》，从1951年到1965年，中间除了因病无法工作外，其余时间，他都以惊人的毅力，认真细致地进行修订，实际上是以十几年功夫重写。《中国通史简编》有诸多学术界公认的特色：资料极其丰富；训诂依照故训，解说严谨；文字锻炼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风范。《中国通史简编》追求实事求是、考订详核、文字表述准确质朴，体现了古文经学家的治学风格。

　　1957年3月，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指出：“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尚，死后可以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功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史学界的空疏学风和“左”倾思潮，范文澜呼吁树立严谨求实学风，主张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他强调必须认真读书、潜心钻研、坚持不懈，舍此便毫无学术上的建树可言。1961年3月，在纪念巴黎公社成立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反对放空炮》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神似”

　　范文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神似”，要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注意探究中国历史的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民族的，必然带有中华民族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它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一是它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它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有相通的思想因素。范文澜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方面，中国历史学界曾出现教条主义偏差。1957年3月，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范文澜鲜明提出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有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

　　范文澜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不要“貌似”。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也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重掌握其精髓，学会运用其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不要把其作为公式、教条，不顾实际、不问对象到处套用。在历史研究方面，他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等四个问题，勉励后学。

　　范文澜对“西周封建论”的进一步论说、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看法、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重要观点，以及明确反对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标准的态度和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无一不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运用和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的显著风格。

　　坚持学术自信和独立思考

　　范文澜在治学中坚持学术自信和独立思考，坚持写真史信史，反对见风使舵、随波逐流、曲学阿世。

　　针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搞“运动”，大学里出现了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看法的不正常情况，范文澜强调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在当时，这样坚持学术自信，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复起来，以客观实践为检验一切的标准，确实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开展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部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事情。范文澜认为秦汉时期汉族已形成为民族，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范文澜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不惧压力和风险，表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

　　范文澜治学坚持自信，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中国通史简编》原是按照毛泽东指示，为向党的干部和群众普及中国历史知识而撰写的通俗读本，开始是集体编写，计划写十几万字，因为观点和文字不能统一，最后由范文澜独立著述，文字也写到60多万字。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反映范文澜“独断之学”的一部通史。当时，有学者这样评价他：“范老虽然待人接物态度谦和，但在治学态度上却受章太炎影响（他是章的再传弟子），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见。”范文澜的谦虚是真诚的，但他的自信和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也是实实在在的。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的著述，不论是延安版还是新中国之后的修订本，都彰显出他深厚的学术底蕴，带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风格。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部分，更能映照出作者的国学大师功力。其文笔之炼达，绝非等闲之辈所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