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我国的政策空间比较充足，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广阔，只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按照新发展理念，以国内循环为主，同时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依靠科技、人才两个关键要素，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稳步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挖掘出来，集中力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可以逆势增长

　　记者：今年是“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启动的关键之年，面对外部层出不穷的种种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如何迎难而上、稳中求进？

　　林毅夫：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得来不易，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国经济都造成了巨大冲击。我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到了二季度，由负转正取得了3.2%的增长。

　　但是，我们要看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暴发以及反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负8.0%、欧元区负10.2%，全球经济负4.9%，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此外，美国等国家的贸易政策以及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恶意打压，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保持定力，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挖掘出来，集中力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还是可以逆势增长。

　　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利用的空间比较充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来的负债，所占GDP的比重也不到60%，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从货币政策来看，其他国家已经零利率、负利率，而我们的利率还是正的，准备金率也比较高。货币政策利用的空间也很充分。同时，我们的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也在有效落地。

　　更重要的是，中国增长空间依然广阔，特别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在智能制造、5G、人工智能等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后，规模经济就能够显现出来。总体来讲，只要看清楚我们有利的因素，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风雨飘摇，中国还是能够乘风破浪前进。

　　代表我国的产业和技术的总体水平还处于追赶阶段，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仍有“后来者优势”

　　记者：“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林毅夫：从国内来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十四五”规划这五年里，收入水平应该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会有新的体现。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只有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建设，才能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打好基础。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的发生，也加速催化了这个不确定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在2000年之前，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分量则越来越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恢复快速增长，每年为世界增长贡献30%左右。并且，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长。我国现在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和美国6.2万美元，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4万多美元比，还有不少差距，代表我国的产业和技术的总体水平还处于追赶阶段，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仍有“后来者优势”。

　　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拥有“后来者”和“换道超车”双优势，“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稳定增长没有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林毅夫：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必须知道我们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发展潜力下，我们怎样针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按照新的理念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拥有“后来者”和“换道超车”双优势，到2030年之前，中国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角度来说，潜力能够发挥多少决定于需求侧，在外部需求很可能长期处于疲软的情况下，我国需要把握好国内需求。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可用的政策手段也很多。我们只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按照新发展理念，以国内循环为主，同时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依靠科技、人才两个关键要素，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稳步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经济有韧性，对未来发展有底气，有望实现5%-6%的年均增长。到2025年，我们可以跨过人均收入超过12736美元的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到2030年左右，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的经济总量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从“后来者”和“换道超车”双优势的角度来看，我们在2030-2040年间还有6%的年均增长潜力，利用好我国制度等各项优势，有望实现年均4%-5%的增长；2040-2050年间有5%的年均增长潜力，有望实现年均3%-4%的增长。

　　时代需要有效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原理，经济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

　　记者：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完整系统的经济学理论。那么，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应如何努力？

　　林毅夫：近年来，经济学界围绕高质量发展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还远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实践的需要，主要表现为缺乏指导发展中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虽然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但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用“西天取经”得到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现象和问题似乎都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但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制定政策而获得成功的。

　　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根据主流理论来做政策不成功，成功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主要的原因是，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首先在英国，后来转移到美国，这些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流理论都是研究当时英国或是二战以后的美国的经济现象，从那些现象中总结出一个具有简单的因果逻辑并且可以解释那些现象的理论。但是，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量是成千上万，有它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量，在这些变量中仅有几个被保留在理论模型中，其他的就被“舍象”而存而不论，成了这些理论的暗含前提。

　　拿这样的“内嵌”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运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政治文化、社会价值和发达国家不同，理论的暗含前提不存在，也就难逃“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命运。不仅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不适用，而且像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拉丁美洲所带来的结果那样，还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

　　作为一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经济学理论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而是为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这就要求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在中国经济实践中不断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才能构建起有效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