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0日，教师节。百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与世长辞。世纪老人以这样的告别方式，再次诠释了这位中国学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崇高风范。

　　张世英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和哲学教育家。在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西方哲学（美学）史、德国哲学（美学）、中国哲学（美学）和中西哲学（美学）比较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通中西，构建了以“万有相通”为核心命题，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哲学体系，为从哲学层面回应中国的时代课题，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被学界誉为“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界的重要先驱者和导师”“为中国哲学界的未来发展树立了典范”。

　　1959年到1966年，张世英先生曾主持《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工作。图为张世英先生晚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

　　1.不知老之将至：研思不辍的哲学人生

　　张世英1921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城郊一个名为“柏泉”的乡村，自幼深受作为中小学教员的父亲影响，熟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中国经典著作，《桃花源记》是他背得最熟的名篇之一。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气节，对他的为人和治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1年，张世英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经济系、社会系，最终在哲学上找到了志趣所在。在名家荟萃的西南联大哲学系，他开启了终身服膺的哲学人生。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系统介绍、翻译黑格尔著作和广泛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贺麟，成为他哲学道路的领路人。特别重视熟读西方哲学经典原著，尤其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冯文潜，则从治学态度和方法上使他终身受益。此外，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康等诸多大家的授课，也极大丰富了他的哲学素养和哲学思维。

　　1946年，张世英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大学任助教、教员，先后讲授形式逻辑、哲学概论等专业课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课。1951年秋到1952年，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3年院系调整被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在燕园度过了接下来的学术生涯。在北大哲学系，他开始教授西方哲学史，并以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专业研究方向。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张世英先后出版了《论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红旗杂志》等权威报刊发表了40余篇同西方哲学史，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相关的论文，在我国哲学界崭露头角。1959年到1966年，他主持《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工作，该专刊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报纸唯一的哲学专刊，为发展我国哲学事业、培养一代哲学专家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后，张世英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20世纪80年代初，他仍以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国内以至国际知名的哲学史家，尤其是黑格尔研究专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张世英的研究范围逐渐从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这两部著作中。

　　2001年，年届八旬的张世英受北大哲学系委托，以老教授身份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课程，一时传为佳话。以讲稿为基础，他完成并出版了《哲学导论》一书。在书中，他把自己的哲学概括为“新的‘万物一体’的哲学”，系统回答了哲学何为与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完成了原创性哲学体系的建构后，张世英并没有停下研思的步伐。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深入分析比较中西方哲学文化，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文化走向、当代中国人理想人格建构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出版了《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中西文化与自我》《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等一系列著作。在去世前5个月，他不顾年老力衰，还应武汉大学哲学系之约，整理出版了《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的比较哲学论集，为自己心爱的哲学事业、为当代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黑格尔哲学研究：当代中国成就最突出的专家

　　作为哲学史家，张世英是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研究闻名于世的。他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所具备的广度和深度、所达到的高度和水平，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同时，黑格尔哲学广博的思想底蕴、精辟的理性思辨、厚重的历史感，对张世英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张世英几十年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研究范围广泛。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几乎所有部分均有深入研究，并有相应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问世。他早年所著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一书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其中文版先后印行了20余万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黑格尔哲学入门书，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哲学“启蒙读物”。该书还引起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先后被译为法文（1978年）和英文（2011年），并对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巴迪欧产生过重要影响。

　　二是研究视野开阔。在学术生涯的前30余年，他基本上是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研究黑格尔的。后40余年，他进一步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审视黑格尔，体现了纵贯古今、会通中西的宏大学术视野。

　　三是注重编译相长。他所主编的《黑格尔辞典》，集中了当时国内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很多著名专家，如苗力田、梁志学、杨祖陶、陈启伟、陈京璇、钟宇人、杨寿堪、侯鸿勋、朱德生、陈村富、舒炜光、蒋永福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黑格尔研究的最高水平。2006年，受人民出版社之邀，他以85岁高龄出任20卷本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的主编。自2015年开始，这套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的著作集已经陆续面世，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黑格尔文献的翻译方面，他主持的另一个大型项目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下卷）。这套《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下卷）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译的，被列入1985—1990年哲学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现在仍然是人们理解黑格尔哲学、黑格尔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重要参考文献。

　　四是国际影响巨大。他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第14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称他为“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常务理事兼东方组负责人格洛伊教授在德国权威刊物《哲学研究杂志》撰文称：张世英教授“在西方广为人知。在中国，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彼得·巴腾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称：“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张世英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次“转向”，即从研究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但“转向”之后，他并没有放弃黑格尔哲学研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视野内为黑格尔哲学研究赋予新的活力，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例如，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思辨哲学”，但透过这层“思辨的外衣”，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的“现实关怀”。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重视具体性和现实性的内容，蕴含和预示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倾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又如，他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辩证的否定性”。“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旧事物，而是“扬弃”即克服与保留的统一。这种“否定性”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是自我前进的灵魂，等等。他的一系列观点和见解，不但拓展了人们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以至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和思路，而且融汇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为他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奠定了思想前提和基础。

　　张世英在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秉持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由于受过分析哲学和逻辑学大师金岳霖的亲传，他对黑格尔的解读总是逻辑严谨、条理清楚、语言流畅。由于研究深入透彻，且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传统文化素养，他每每能够让黑格尔“说中国话”，从而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理解。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肯下“死功夫”。例如，在《黑格尔〈小逻辑〉绎注》一书中，他除了逐节逐段作了通俗的讲解外，还特别在“注释”部分下了苦功：一是用黑格尔注释黑格尔，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而且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也搜集在一起，使读者可以从注释中得到相互参照、相互发明的便利。为了注释黑格尔的某个论点、某个术语，他常常翻遍《黑格尔全集》。二是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黑格尔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来注释黑格尔，这实际上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集注”的办法。这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堪为我们今天治学为人的烛照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