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在临终前题的最后一幅字——彰前贤励后学。本报记者 何林璘/摄

图片来自甘惜分微博。

　　这是1989年从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开始的约定。原本只是几个“毛头小子”到导师家求教、顺带蹭饭打牙祭的聚会，没想到，这一聚，就是风雨无阻的数十年。

　　今年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郑保卫，复旦大学教授童兵，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等“甘门弟子”，第28次一起聚到老师家里。

　　他们早已是闻名中国新闻界的学者，只是这一次，老师永远不在了。

　　老师叫甘惜分，有人称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奠基人、中国党报理论奠基人，他则自称是“一个执着的新闻规律探索者”、一介“书生”。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位百岁教授认同报纸的一个作用在于让党的纲领路线与群众见面。另一个视角里，探索如何集中人民的意见、批评，形成监督政府的强大力量，成为他后来不断调研、开会、写文章呼吁的事情。

　　最重要的影响是追求真理、不唯书

　　上午的阳光正好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一把藤椅上。“他一辈子都爱晒太阳。”甘惜分的儿子甘北林说，这是父亲每次笑眯眯地坐着听学生谈天说地的地方。

　　“新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爱的导师甘惜分教授于昨天（1月8日）22：55驾鹤西去……仅仅8天前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今天却天人两隔，哀恸之情无以言表！愿甘老在天堂安好……”1月9日，喻国明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

　　“8天前的元旦还来看望老师，还感慨当时老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是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喻国明感慨。

　　每年的元旦和4月甘老的生日，是甘门弟子“雷打不动”地一起去甘老家拜访聚会的日子。“上世纪80年代就常去老师家里请教，当时都年轻、经济条件差，师母给我们烧川菜打牙祭。”喻国明说，“所以之后每回拜访老师后，我们都会选一家老师家附近的川菜馆请老师吃饭。师母不在了，得让他继续在新年第一天吃上家乡的川菜。”

　　元旦那天因为学生们要来，甘惜分一反常态地一早5点多就睡不着了。一见面，已经百岁的他还幽默地打趣自己唯一的女学生刘燕南说：“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漂亮！”“接着就还打趣我怎么又胖了，胖得眼睛变成一条缝了。”喻国明仍能记起甘老当时开朗的笑容。

　　“老师一生有两大爱好，读书和书法。”刘燕南回忆说。不同于其他的探望，“甘门子弟”每次带来的是文房四宝和书一类的小礼物。

　　甘老的客厅和卧室的半面墙壁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常常走路两公里去三联书店，不舍得打车但舍得买书，买上三四十本书自己一手拎一摞走回家。”由于空间有限，甘惜分的儿子甘北林不得不劝父亲少买点儿书。

　　甘惜分不仅爱书，而且每读书就必做批注。客厅书架上摆着38卷本的1958年版《列宁全集》，每本书上都密密麻麻地塞着甘惜分做过笔记的小纸条，泛黄的纸条上仍能隐约看到标注的内容。

　　“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只要活着，就要看书，就要写作，就要思考问题。’他还说，‘战士战死在疆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在书斋也是光荣的。如果哪一天我在书桌前看书闭上眼没有醒来，那是光荣的。’”郑保卫回忆说。

　　刘燕南说，甘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思考，“‘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是他给我的题词，要不唯上，不唯书，坚持探索真理，不放弃”。

　　20多年过去，当年的那些年轻人如今多已是中国新闻学界的知名教授，也早已年过半百，但甘惜分对他们的要求却从未放松过。他常说，学生不超过老师，不是好学生。

　　这次元旦的聚会，甘惜分听完学生的讨论后，也依然不忘强调：“你们以后每年至少要出一本书！而且要叫得响！明年要带着书来见我！”

　　作为甘惜分指导的，也是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深有感触。他说：“他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真相的不断追求，对真理的不断追求。”

　　几位学生已开始筹备甘老的百岁生日纪念。但就在距离百岁生日100天的1月8日，甘惜分突然离世。

　　错过了元旦聚会的郑保卫没能见上导师最后一面。“连着两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这么多年的交往回忆都在流动。他对我来说，亦师亦友”。

　　他们私底下亲切地喊他“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