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年轻时喜欢睡懒觉，这在曾国藩看来是孺子不可教也。为了改变他，曾国藩便立下一条规矩，要和身边的幕僚一起吃饭。有一天，曾国藩坐在桌子旁准备吃早饭了，一看，李鸿章没有来，于是打发人去叫他。

　　这一天早上，李鸿章实在想睡一个懒觉，便对那人说，你去告诉大帅，我今天生病了，就不吃早饭了。

　　谁知，曾国藩一听，把筷子一放，对身边人说：少荃（李鸿章的字）不来，我们大家都不吃啊。

　　这还了得，那人马上跑去告诉李鸿章。李鸿章一听，知道老师生气了，吓得马上爬起来。

　　他刚来到大厅，曾国藩就站了起来，用手敲了敲桌子，说了句话：少荃，在我这里，就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从此以后，李鸿章再不敢睡懒觉了。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对他身边人说：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多亏了我老师当年在营中教我早起。

　　曾国藩为什么那么看重吃饭？其实，他信奉道家的养生术，在吃穿方面都讲究一个简字。南京城的百姓当时都称他为“一品宰相”，意思是，他吃饭每餐只吃一个菜品。有一回，曾国藩视察扬州，一个盐商宴请他。面对满桌子山珍海味，曾国藩只吃他面前一个菜。那个时候的桌子还没有转盘的。吃完以后，他对身边人讲了一句话：一食千金，吾不忍食，目不忍睹。

　　你说他廉洁也好，节俭也好，曾国藩则是把它当做一种养生的方法来看待的。他说：“养生之道，当于眠食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所以养阴也，食所以养阳也。”他将这种养生法归结为“惩忿窒欲，少食多勤”。

　　曾国藩同大家一直吃完饭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他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但自己偏一点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

　　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足以看出吃饭中大有学问。曾国藩不放弃任何机会，要将自己的思想价值观传递给身边人，去影响他们，而餐桌上这种场合，距离近，感情亲，你说什么，大家都乐于接受，真是李鸿章所说“受化于无形焉”：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

　　上马杀贼，下马讲学，是曾国藩带湘军的一大经验；饭桌边讲课，又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看重吃饭，民以食为天，官场更不例外。

　　唐人崔元翰的《判曹食堂壁记》记载，唐太宗“克定天下，方勤于治”，决定延长每天朝会的时间，为了不让参会的官员饿肚子，就“聊备薄菲”，由朝廷提供一顿免费的“工作早餐”。不久，唐太宗又将其推广到京师其他官署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定制。晚唐蔡词立在《虔州孔目院食堂记》里称：“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

　　柳宗元更是将这一做法提升到政教的高度，其要点有三。一是让平时各坐各的厅廨、各办各的公事之大大小小的官员，借助会餐食堂，获得一个和睦融洽的氛围。“礼仪笑语，讲义往复”，有利于官场人际关系的改善，把工作做好。二是增进各相关部门的联络，促进信息互通。唐代官场术语叫“联事者”。有了食堂，“凡联事者，因于会食，遂以议政，比其同异，齐其疾徐”。三是创造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群言堂。“事有疑，狱有冤，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恶未除，皆得以议之”。总之，“食堂之作，不专在饮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

　　吃饭的学问如此，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也是明摆着的。

　　钱钟书有一散文名篇，题目就叫《吃饭》，他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可见，吃饭不仅仅只是口腹之欲，更是一种生活哲学。

　　陈云在延安时期做报告，批评有人铺张浪费，提出了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要求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用馒头擦干盘子里的油，做到能照见自己的脸，这可能就是最早提出的“光盘行动”。从此，“吃饭照镜子”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在老干部中形成传统，这也成了延安精神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敢于直言的彭德怀更是批评：大吃大喝，吃掉的是党的威信。吃饭的学问看起来是日常生活的小事，却又是事关身心健康的大事，政治教化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