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诗，是颇能够自壮声势，仰天一呼的。在我的印象中，这句令人傲视群雄、豪气顿生的诗，和伟人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是并列于心、应用于口的。这里有一种精神的激扬，一种奋进的乐观，自然也有些许莫名的亢奋，符合彼时的氛围与年少心境。

　　李白的诗才确实有天生的成分，非常人所能有。否则也不会有贺知章“谪仙人”的惊呼，也不会有杜甫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美誉。诗仙李白也因此会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自傲。当然，这些“自信和自傲”其实多半还是如浮于大海的海市蜃楼。虽然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但从他晚年“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的“夜郎流放”，就可说明“天生我材”有时也未必有用，甚至还会因“材”得祸。安史之乱，诗人应召入永王李璘幕府，辅佐王师，东征平乱，以实现其“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理想，为国建功立业。当是时也，诗人豪气冲天，对大江而挥毫吟诵：“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然而，曾几何时，却因永王一案被牵连，成阶下囚，一为迁客，流放夜郎。诗人好友、诗圣杜甫闻之慨然，为“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而“吞声”，而“恻恻”，并为之“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吟叹：“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噫吁嚱，险乎难哉！ 悲乎哀哉！ “天生我材”的李白，居然成为“佯狂”客，成为“皆欲杀”之人。此时李白的“天生我材”，也只有杜甫之“独怜”了。虽然最后遭流放的李白遇赦而返，但这对他来说，打击毕竟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人生命运的一种摧残。

　　当然，人有才总是好的，尤其是“天生我材”。李白未能被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所用，未能尽其“材”、竭其力、遂其愿，甚至因之惹来祸端、带来厄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所幸的是，其诗才却未能被扼杀，依然有着“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与激情。他以“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而写的诗，一如诗国之太阳，光焰万丈，绝伦古今，照耀人寰，领风骚于万世。

　　“天生我材”，这是令人钦羡的，但这“天生”，只能说明人的天赋好，聪慧，记忆过人。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后天的勤奋、刻苦与机缘。民间所传“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就是李白小时候发奋读书之开端。由此可见，即使“天生我材”如李白者，读书也要勤奋，求知也要发愤。正如他《送友人入蜀》诗中所言：“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学习之路亦如“蚕丛路”，也是崎岖而不易行的。

　　“天生我材”自然也离不开老师的教诲，伯乐的赏识提携。古人云：“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而现在则可说“伯乐亦常有”。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喜人现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亦是当今的一种风范。如果从全国范围看，这种利国利民利己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这也是一个清明时代所应具备的。但如果你因此而认为只要“天生我材”就“必有用”，那就只能“噫吁嚱”“悲乎哉”了。杜甫在《古柏行》中感慨：“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看来诗圣的眼光也是很有穿透力的。

　　一般来说，“天生我材”的人都是有点傲气的，有些甚至有傲骨。怀才不遇，孜孜求索；怀才有遇，心血以报。不敢说一定有济世之志，但终究有为国之心。然而他们可以“报君黄金台上意”，但不会“摧眉折腰事权贵”。这就要求，一方面，有才之人要有一颗平常心，不可恃才侮上；另一方面，赏才之人要有容人之量，有一颗居间的公心，给有才之人充足的生存土壤。这些“天生我材”者与用才之人该如何互相抉择？自然要看他们的审视眼光和精神定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