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在延安发表，至今整整80年。值此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既往，关注当代，展望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成功开创的自主发展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卓有成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中华文化根基，更自觉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性，证明了作为这种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基础和前提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本性的通变和包容，使我们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已有的历史成就，给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来的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两论”是哲学著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两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是知行统一理论和对立统一法则。借助知行统一和对立统一的哲学智慧，我们更容易理解，百年来中国发展的历程，何以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

　　1.认识和实践：知行统一理论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的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认识，在认识引导下从事社会实践。认识可以解释世界，但这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人认识世界，为的是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自己，通过自我改变来改变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自我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不是重复、延续已有的状态，如果导致新的更好的状态，就具有创造性。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创造性，使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正是自觉的认识和实践，把人与狭义的动物区别开来。如恩格斯所言：“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形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认识的创造性与实践的创造性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人类越是远离纯粹动物状态，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能动性越高，作为主体自我的创造性就越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即成为越来越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的发展过程。

　　认识对于实践的引导作用，是以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为前提的。在这里，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辩证法，是建立在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逐步展开的理论叙述中，才可以相对区别地分开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认识总是有对有错的。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如何来判断？这就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途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把书本知识或外国模式当作普遍真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把个人经验或特定模式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不懂得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盲目行动，屡屡失误，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正确处理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知行关系上，深刻加以阐发。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我们不拘守通过武装起义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而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中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即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这种理论逻辑的揭示，是以革命实践历史中无数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认识和实践的这种基本关系，在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说明这种基本关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即有规律性的。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迫在眉睫的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要在怎样的军事理论指导下进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已有的古代军事理论，如中国的《孙子兵法》，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应该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照搬。针对当时中国对于革命战争理论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从战略上分析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因为战略问题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思维是高度概括的“大道”或“大势”思维，最具有哲学思维抽象和简约的特征。如果没有如此自觉的革命战争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要不要完全走苏联走过的道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逐渐走上一条立足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就是中国此后60多年来发展的“大道”或“大势”，是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背后真正的本质所在。

　　“两论”发表40多年后，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伴随着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证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这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不再“以俄为师”，但是否“以西为师”？西方现代化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但学习是为了赶上甚至超过西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主张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否认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洋的教条主义；主张完全排斥西方理论，固守本国已有经验，是土的经验主义。我们坚持开放发展，既虚心学习、借鉴外国理论和经验，又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探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几十年丰富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会概括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久久为功，积健为雄。这样，我们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的同时，也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连同之前40年，“两论”发表80年的历史，反复证实了毛泽东当年论述的真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坚持实践和认识即知和行的统一，中国的发展就能进到更高一级的程度。

　　2.矛盾和发展：对立统一法则

　　《矛盾论》开篇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由此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同《实践论》一样，主要是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

　　在人类认识史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宇宙观即世界观。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但在传统的素朴的形态中，还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社会全面变革的指导思想。大约一百年前，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放眼世界，寻求能够指引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及其哲学。在经历反复探索和尝试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它的哲学，用这种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学哲学目的明确，就是要用哲学，他把哲学当作认识的工具，把研究哲学称作“工具的研究”。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早在毛泽东1913年写的《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天下万事，万变不穷。”“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人之生盖日日变易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特别强调的“能动性”观念，据考证来自于《孙子兵法》的“能为”观念，植根于《易经》以来的“通变”思维方式（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134-137页）。

　　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意义：其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世界就是矛盾的集合体。旧过程完结，新过程发生，又包含新矛盾，开始其矛盾发展史。但矛盾的普遍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或相对性，要从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有两种情形需要特别注意加以分析，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但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发生变化的。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对辩证法学说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发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这两个概念。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就认为，“在中国，由于国内形势和与列强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一个既定时期内，要确定哪种因素或矛盾是占主导地位的，就不仅仅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策略需要”。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的含糊性和复杂性，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地位，并力图把这种深刻的认识在革命策略中具体化。这一点，对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成败关系极大。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互相排斥、斗争、对立。矛盾无处不在。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有众多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由此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促使它们发生运动。矛盾各方具有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斗争不等于对抗，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

　　在《矛盾论》“结论”中，毛泽东强调：“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这两点对于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至关重要。短短一段话，文字不多，却凝结了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经验和教训。这些重要道理不可含糊，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必须慎之又慎，准确把握，正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