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历史是来龙与去脉，是往古与来今，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之一在其连绵不断，这为我们回顾历史、研究当下、思考未来提供了绝佳的资源禀赋。从古至今，我们曾创造无数的人间奇迹，当然我们也曾遭遇凄风苦雨。本文敷陈笔墨，回望历史深处、分析中西差异，旨在从大历史的角度为三个问题思索答案：传统中国是怎样在东西较量中走向低落的？现代西方是怎样建立其世界霸权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虎狼环伺中团结带领劳苦大众走向翻身解放、和平发展和复兴之路的？

　　——题记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近代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飞扬跋扈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挑战。

　　1918-1923年间，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在历史的激流中，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德国爆发了工人阶级起义，终结了“一战”，而中国则爆发了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正是“一战”的终止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才能制止人类陷入自相残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冒着枪林弹雨、面对沧海横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踏出了一条人间正道。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从“漫长的19世纪”说起

　　“漫长的19世纪”，是指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大致就是从明亡到清亡的历史。

　　对于这一段大动荡、大变革的世界史，先驱者们早已有过不少极其精彩、一语中的的论断。综核名实，又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全人类都被抛入到变动不居、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上。第二，“漫长的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制约并支配物质生产和市场交换、“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并支配“世界经济”。第三，“漫长的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因而就不是一个“文明”的时代。

　　“现代性”自出现就成了一个困扰理论先驱们和实践先行者的问题。从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祈愿，到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世界革命”，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催生新中国、新世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世纪航船的桅杆，在历史的波涛中反复出现在旧世界的地平线上。但是，仿佛在一刹那间，它却又转瞬即逝，再次从我们视野里消失。

　　现在，我们勇敢的前人已经把追求新文明、新的发展道路的大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努力奋斗和工作，为的就是去完成他们的遗愿。为创造一个合理、平等的现代世界而思考、斗争和牺牲。

　　传统中国之兴衰

　　中国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领先而走向近代的积弱积贫？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中国，今天为什么会再次走向伟大复兴？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16世纪以后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今天的欧美各国又为什么会陷入空前的、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与动荡？

　　直到1776年《国富论》发表，欧洲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依然还在赞美“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富强”。

　　1567年是世界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而在中国历史上，它被称为“隆庆元年”。这一年，明隆庆帝朱载垕同时开放了“海禁”和“银禁”，诏令“朝野上下率皆用银”。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白银进口。自16世纪中叶起，西班牙从美洲横越太平洋，经菲律宾运到中国的白银，占新大陆白银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所谓16世纪的世界史“大分流”，就是指中国和西欧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简捷地说：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

　　说到500年来的经验教训，自然是不胜枚举，而其中最为关键性的第一条，就涉及国家能力问题，而尤其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的最集中体现——货币主权和财政能力问题。

　　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而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而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朋党之争，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分裂，造成上层与下层的脱节，社会逐步走向“一盘散沙”；生产与贸易虽有发展，而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地不断下降的，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系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其实乃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治理体系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一旦1830-1850年间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在国际资本的垄断冲击下，中国再无内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又不能设防。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

　　可见，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500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最沉痛的教训和最深重的代价也就体现在这里。

　　当我们从政治或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观察中国历史发展之时，将会很痛切地发现：国家与基层相脱离、精英阶级与现实政治和民众相脱离、行政政策与实际相脱离、财政金融与国内生产和民生相脱离，这便是历史上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微的症结所在。当然，这也成为历代政治家所要努力克服的“症候”，也可以说是历代“变法”、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官员及其来源士大夫阶级，也因空谈“天理”、沉溺“虚文”而脱离了“时势”与基层，铸成以“空言”代替实际之行政低效率乃至无效率，势必导致中国社会的“两张皮”结构。而这就进一步使得唐宋以降，胥吏阶层包办了基层事务，即在国家正式官员队伍中，从此埋伏下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胥吏、幕僚大军，从此后，国家也就只能带头破坏财政税收制度，听任“火耗”、“陋规”的公然存在。而一旦行政全为胥、幕所操纵，到了这个时候，所谓“制度”与“行政”脱节所造成的问题，势必导致严重形式主义，“国家权力不下乡”。

　　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乃是通过从基层出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重建了现代中国，就是指共产党根本的治国理政之道：理论与实践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公共财政与生产和民生结合，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为人民服务和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变世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吏不良，有法而莫能守也”，这是历代政治家共有的慨叹，所谓千古一叹，全在此一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而已。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三大作风”、“三大法宝”者，乃是中国共产党所变中国千秋历史之大法，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要“革命”的基本政治根据。

　　现代西方霸权的崛起

　　19世纪对于欧洲和全世界之重要，是由于这一时期是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欧洲确立的时代。民族国家为什么产生在欧洲？它是怎样形成的？民族国家有什么主要特征？为什么说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理解19世纪以来世界变迁的关键？这是考察19世纪问题的一个要害。

　　“在整个一千年里，战争一直是欧洲国家的主要活动。”

　　通过军事征服和税收掠夺统治领土，这是欧洲帝国的一般特征，而欧洲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亦是这种帝国传统的产物。中国的统一是以文化为基础的统一，西方民族国家的分立是军事力量均衡和债务连带之契约关系的结果，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指出的那样，契约的实质是“信约”即债务契约。二者历史形成上的区别大致就是如此。

　　15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起步阶段。欧洲正是从那个时代才开始从穆斯林势力的压迫下逐渐抬头，通过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史，自南向北，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逐步把欧洲连贯起来。随后，欧洲各民族国家又以帝国主义的形式，通过争夺海洋霸权向世界扩张。“战争”是欧洲的基本主题，而国家间互相依赖的战争债务和借贷关系，则是现代欧洲国际法的基础，这个简单而残酷的真理，是我们讨论欧洲之“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

　　资本产生的最为必要和充分条件是：只有当“国家”成为借贷方时，利润和信用才成为可保障的，只有当国家的借贷成为永久的需求时，利润的积累才是可持续的。在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地中海地区首先出现了由金融放贷者主宰的“城市国家”，这种城市国家是区别于希腊城邦国家的“民族国家”产生之必要条件。

　　从根本上说，目前欧洲政治体的规模，是由欧洲战争的规模所决定的，而战争的规模，则是由为战争提供贷款的资本家的资本积累规模所决定的。而这就是资本主义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实质。

　　查尔斯·蒂利指出：正是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支付战争费用和弥补战争损失这贯串千年欧洲史的“三大基本任务”，则在欧洲内部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这也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壮大的最基本原因。

　　众所周知，西方“大国崛起”的序幕，是由西班牙帝国的兴起揭开的，而西班牙帝国崛起的基本动力，无疑是它在1550年之后掌握了美洲白银。但是，西班牙人只不过是拥有美洲白银，他们却不会经营白银，而懂得经营的，却是意大利人特别是热那亚人，这可以称作“欧洲历史的大事因缘”。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编中做出了深刻论述。

　　于是，从1579年11月21日起，到1621年为止，欧洲的大额债券拥有者就开始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城定期举办债券年会，对债券进行交易。也正是“皮亚琴察交易会”催生了作为“债券商”的银行家阶级的产生，它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巨头的聚会。

　　“债务利息”而非“利润”是资本的真正起源，所以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债务体系”，而非简单的“雇佣劳动体系”，处于这个体系最顶端的，乃是金融家和银行家的力量，而非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力量。

　　美洲的发现，使欧洲在一瞬间积累起超级财富，而这些财富则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与发展。随着美洲的发现，一场地理革命用了一个多世纪才宣告完成，与此同时，另一种资本主义悄悄发展起来。这是新金融家的胜利。

　　如果说16世纪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地中海地区的滥觞期，那么，随后到来的17-18世纪，乃是欧洲民族国家秩序的形成期。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欧洲各国负债累累，均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脆弱的和平又使得新的战争随时可能再爆发，所以既要随时准备战争，同时又要筹资偿还原来的战争借款。

　　战争和借贷这两个联系最紧密的方面，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上层结构，而从下层和基础结构来看，民族国家建构的最为关键的阶段，乃是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产生。这个市民阶级主要由从事美洲和亚洲贸易的商人构成，这些商人是作为国家税收的主体被发现、并在这个意义上才被赋予“资产阶级法权”的，海外利益和殖民地争夺因此变得十分重要。而这就涉及战争之“善后”，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

　　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政治建构，其实是在弥补战争损失中完成的。这个过程的实质，也就是致力于把战争的代价转嫁到殖民地和“全体国民”的头上，而通过发明有效的金融机制，使得“国民”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代价，这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最关键的一环：即国家懂得了如何以谈判和妥协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强制”。这种国家统治方式的转换，在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得到最为理论化、系统化的表述。

　　正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指出过的：正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包含着现代统治方式的真正秘密。

　　银行家以信贷的方式投资战争，国家以主权和官僚制的形式经营管理战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上层结构；而“民族”和“市民社会”被呼唤出来，则是为战争承担代价，这又构成了基础结构——这大致上就是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战争财政被建构起来的基本步骤。

　　“漫长的19世纪”，因此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形成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期，其特征是欧洲内部的宗教战争。其间欧洲各国通过作为“停战协定”和“债务协定”的条约体制，把欧洲内部的民族国家体系彼此联结起来。从1815-1915年约百年间，欧洲内部甚至终于实现了千载难逢的“百年和平”，因此，黑格尔方才将1815年视为“历史的终结”和启蒙理想的实现。

　　但是，1815年却又是欧洲将其战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转化为殖民主义的开始，是西方列强通过大规模的殖民战争，将战乱全面加诸世界的开始。于是，欧洲内部的“百年和平”，其实是建立在西方列强对外部、对全世界掠夺的基础上。最终，围绕着分割殖民地，特别是数世纪以来欧洲力图彻底瓦解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引发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此同时，从欧洲民族国家到帝国主义的霸权建立的历程背后，则是由欧洲内部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再到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世界革命”反抗资本主义体制历程的延续。

　　也正是贯穿于漫长的19世纪的欧洲“霸权体制”与“反霸权体制”之间的斗争，为我们理解欧洲现代思想发展，提供了真实的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天公不语对枯棋。自洋务、至维新，从舍生取义的六君子，再到中山先生等缔造民国、力倡共和，既有侠骨峥嵘，也有恩仇事涌，无非都是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做出的救亡图存之举，其间各方虽时有抵牾，但无不是在以生死肉身担当着家国大义，以笔、以枪、以血，去批判这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为人类求出路，为中华求生存。

　　披拂过历史的苍茫烟霭，我们看到前辈们用热血精魂照亮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播撒下火种。终于，烟雨迷蒙中，南湖上的一条游船，用红光漫漫照彻了茫茫九派。从南国到北疆，西涉流沙，东极大海，中国共产党人用星星之火，燎亮了古陆大原。

　　沉迷于安逸和宁静，是通向僵化保守之歧途，畏惧变化与斗争，乃是腐败堕落之征兆，不敢正视矛盾，则是陷入蒙昧的根源。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没有危机，也就丧失了契机。有“大势力”，必有“大抵抗”。只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人类才能焕发出自我创新的能力。因此，承认变化、矛盾和斗争，此“非好乱也”，因为这就是宇宙的真谛，是人心的本来。《实践论》和《矛盾论》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乃至人类“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更是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绝境中开辟出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来，之所以在中华文明穷途末路之际绝处逢生再造一个辉煌灿烂、继往开来的新文明，之所以能够击溃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就在于她形成了并拥有着极其光荣伟大的传统品格。9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修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便是中华民族奋力前行的旗帜。这种精神和品格，是烈士们的鲜血写成的。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气概。如前面所论述，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国家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问题，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一盘散沙”问题，也即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既是现代中国集体精神和集体组织的缔造者，又是根治“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社会的改造者，更是展现人民集体的最高代表。

　　中华文化性格具有知、情、意相互融会贯通的特点，活跃而想象力丰富，不拘泥于逻辑思维的僵化，具有较强的创造性。但是这样一种处世哲学，如果缺乏崇高理想的支撑，而沉沦在日常的庸俗中则会降解成为“苟且偷生”的庸俗实用主义，所以清末在面临西方列强时表现出不战自败、不攻自溃的积贫积弱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想远大是我们的独特优势，纪律严明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就解决了我们“一盘散沙”的无序原子状态，当全体国民的意识被集中起来，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有了统一的目标和崇高的理想，就会形成庞大无比的合力，高奏凯歌还。

　　以中国为舞台，改造世界，以天地为棋局，扭转不公正、不平等的人间秩序，必须奋勇当先，视死如归，靠的就是：理想远大、战术灵活、不断创新、不断革命。这种战略和战术思维，凝结为共产党人的奋斗哲学和精神。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离开了这种哲学、这种精神、这种锐利的思维，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难局便不会被克服，我们也就难以战胜未来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民主集中、民主决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人只能在人民的大地中生根、开花、结果。我们走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促膝相谈，帮他们推碾种粮，和他们共话春华秋实、共计国计民生——这就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民主，我们称之为群众路线。

　　“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局，同样因为我们党能够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实行民主决策，这种民主决策的方式可以集中人民的智慧，进而唤起和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这正是我们党和政府之所以坚不可摧的根本力量源泉。

　　人民信用、金融革命，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信用无非就是把一切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作投资生利的工具。信用是资本的基础。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生产资料的集中绝不能为少数资本家服务，而应该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为“联合起来的劳动”服务，不能为炒钱服务，而应该为组织起来的生产和劳动者服务，否则那就是信用机制的异化，就是资本主义对“资本”的扭曲。

　　信用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信用更是现代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信用的发行建立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信用机制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任的基础上。信用领域、货币金融领域的民主化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这是更高层次的民主。

　　使金融为生产劳动服务，而不是生产劳动为金融部门服务。《共产党宣言》说：“使资本成为公共的、社会的财富。”马克思主义真理千万条，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人民币的最主要性质是使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以解放区的物资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大革命，自明代隆庆以来的货币主权终于收归己有，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金融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人民不断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在人民政权信用担保基础之上，承载着亿万斯民国泰民安的殷殷期待，人民币，为新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与发展壮大，立下了金融血脉。直至今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张纸，在历史的苍烟中，无论针脚绵密，无论波澜壮阔，力透纸背的分量会越来越凝重。

　　先进理论的指导，集思广益的智慧，再造文明的壮举。“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大道”，即宇宙的运行，这就是生命力进入物质、并改造物质的运动过程，而它的最高成就，就是人心——人的心智的发展。宇宙之道，就是生命力的运行和进化，而它的最高成就，便是有心智的人，是人的心智的进化和培育——而这就是文明的成就与硕果。

　　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一穷二白起家的，我们唯一富有的就是主义、思想、主张。在思想上建党，从文化上建军，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爱思想、会思考的民族，这就是所谓思想和精神的“原子弹”。思想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思想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崛起是思想和精神的崛起与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十几亿人民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实践、一起创新，集中十几亿人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

　　正是将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方才从思想和文化上锻造了现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集体意识，锻造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意识和先进性。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与中华民族的人间正道——“世界大同”高度契合，方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先进理论和思想的形成，不但标志着共产党人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实践中，在思想、精神和理论上的成熟，而且使得中华民族再次以思想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文明的民族的光辉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世界昭告：曾经拥有古老灿烂文明的东方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完全可以成功应对现代资本主义挑战，在重获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同时，形成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的自觉与认同，实现自身文明和传统的伟大新生与复兴。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在未来的一个乃至若干世纪之中，人类将不断见证和体认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深刻意义。没有经受过挫折与牺牲的道路不是伟大的道路；没有遭受过怀疑和质问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

　　有着9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历史没有终结，而今又是迈步从头越的时刻。

　　神州雄视几蹉跎，沧海横流万里波。众手擎天扶社稷，壮怀立地挽星河。英雄无畏无惧死，地狱不空不成佛。五千年来共著史，寰宇同唱国际歌。（作者简介：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