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历史方位上有了“新时代”的判断，明确提出了新的思想指南，并紧密联系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的重要论断。在看到诸多新变化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仍然存在着的“两个不变”。只有始终保持前进定力，才能走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国家之路。

　　□贾康

　　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新起点

　　关于新时代，概括起来可认为是我们已经走过了“站起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富起来”（以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成就为支撑）两个时代，而现在进入的是基于站起来富起来两个时代之后而实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时代。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新起点的判断，对应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那么作为具有统领和指导全局意义的理论思想，面对现实，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需要有一个原点和支柱：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运行中，对主要矛盾应持有怎样的认识？十九大报告非常清晰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变化之处在于，与过去相比，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改为“美好生活需要”，如果探讨起来可以这样认为：物质文明之上还有精神文明，包括我们常说的“文化”，都已涉及精神生活层面，所以，现在要进一步提升对于人民需要的认识，更综合地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我们整个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要素，都加入进来。比如更好的产权保护、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民主法治配套等等，都应更充分地囊括进来。人的需求层次有逐步提升的规律，升级发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不断发展的动力，又是对供给侧有效供给的压力与挑战。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另一个变化，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充分只可能是相对的，这个“不充分”，也就是“不足、不够”之意，现在的关键性认识，是把发展充分与否作为一个动态变化中更偏于总量描述的概念放在平衡的后面，作为“不平衡”问题新表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发展平衡与否，是动态变化中直指结构性问题、更偏重于质量描述的概念，现在以“不平衡”带出“不充分”问题，显然在整体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更靠前的是不平衡。这也正是新时代我们“追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新发展理念所必须牢牢把握的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

　　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动力体系再造

　　如果按照上述分析来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其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晰的。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和前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认识一脉相承引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这会进一步指导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攻关期，在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合之下，着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来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构成的潜在威胁——这也就是要面对制度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文生态结构等方面的风险因素、不平衡因素，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措施加以克服。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即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动力体系再造，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之前，已经在正式场合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这个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指对所有供给侧要素的等量齐观，而强调的是在传统要素支撑力下滑过程中，怎样使科技和制度这两个供给侧要素的巨大潜力得到有效发挥。这正是支撑我们在追赶、赶超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展，所必须抓住的主要的供给侧关键要素。

　　实际上，对一些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十九大报告里面有这么多的“新”，但在指出这么多“新变化”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了“两个不变”：一个是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个是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而且强调得非常高，比如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实际”，只有认识这个最大实际，才能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才能“保持我们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当然，还有我们常说的“初心”，其实也是不变的：讲初心讲信仰，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经典表述上来，《共产党宣言》说我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远景追求，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并说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要处理好与此相关的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确实非常复杂而艰巨，只有把权力和人性关进法治笼子之后才能到达那个自由境界，才是从此岸的必然王国到达彼岸的自由王国。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要经过很长时期才能够实现的一个境界。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持续性超常规的发展态势，表明社会主义进入初级阶段，我们已经显露出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矛盾累积和隐患迭加”的现实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存在难以避免的种种不成熟。在诸多不成熟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我认为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两个不变”，是及时提供了认识上的清醒剂，回应了社会中部分人存在的一些不够清醒的认识。

　　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坚持现代治理这一核心理念

　　把握好中央精神的大背景、大思路，再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可以比较清楚、实在一些。现代化经济体系，其实有着一个传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包含了丰富的改革内容，但其中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概念，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坚持现代治理这一概念——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境界大不一样。管理所强调的无非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掌控这个架构，而治理强调的一定是突破原来的认识框架，使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通过调动一切积极性和潜力活力，来解放社会生产力。这个《决定》的精神实质，反映出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掌握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前沿概念，即包容性发展。《决定》中反复强调的现代市场体系，在十九大报告中已进一步扩展为整个经济体系概念，但基本面仍然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还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必然要进一步延伸到非常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应当于供给侧着眼掌握的新认识框架上，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要做到“守正出奇”。

　　“守正”是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遵循、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力量和市场规律，但“出奇”是说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以前探索市场经济的初步经验，就能一路实现现代化了，还必须面对挑战性问题的考验“出奇制胜”，继续超常规发展。“出奇”可能存在着风险，超常规发展处理不好就可能违背规律，但是不要以为不讲赶超战略、简单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一路实现全面现代化，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这种复杂性、挑战性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的系统工程，落到概念上我们可以最简洁地强调“有效市场”并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对政府而言，就是要施行理性的、成功的供给管理。供给侧不应是一般泛泛而谈的供给管理，传统体制下那种高度集中、命令式经济也可归为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比如企业建个食堂这种结构上的细节问题都需要领导机关批准，不批就不能动，那是违背规律、窒息活力的非理性的供给管理。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是理性的供给管理，一定是追求在“守正”前提下“出奇制胜”。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是我国在“守正出奇”中走向现代治理的体系。这个经济体系从内涵讲，要处理一系列结构优化、机制优化的问题，比如，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怎么样更好处理结合与互动的关系等。对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强调了，金融无论多么重要，出发点和归宿都要落到服务实体经济上。这个经济体系从外延讲，则包括怎么样进一步处理好国内和国际的互动关系、全面开放环境下如何开展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等，比如“一带一路”推进中怎么寻求共赢，人民币如何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而真正国际化，成为不折不扣的“硬通货”，等等。再说开去，现代市场体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避免地要从物质文明层面开始，但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它还存在着如何有效对接到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对接到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等方面。总之，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按照中央的时间表，一步一步攻坚克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断实现新的突破，我们才会确保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