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2月，马克思在一封信里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

　　“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到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须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燕妮在一封信中这样描写他们的穷苦状况：“我们的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

　　没看到这段文字之前，你绝想不到马克思会穷困到如此地步。恩格斯曾用一句幽默的话评价马克思，说他是“口袋里最缺少货币的货币理论权威”。一个人，能够在十天不见一文钱的情况下潜心研究货币理论，这种情景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呢？抑或是可叹呢？我认为都不是，应该是可敬。足以让全人类为之肃然起敬。千百年来，只有马克思能够做得到。

　　屋漏偏遭连夜雨。在那段最困难的时期，马克思的身体情况也非常糟糕。他后背上生了一个痈，是一种恶性脓疮。一坐下来，因为拉伸肌肉，就疼得受不了，只好保持站立姿势。晚年他还患上了化脓性汗腺炎和胸膜硬化，经常咳嗽不止。恩格斯说，听马克思咳嗽，感觉他的胸腔要炸开，其痛苦状况可想而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即便是他最为痛恨的敌人，他也不希望对方落到如他一般的痛苦境地。这是幽默，也是胸怀，更是对病痛的无奈。

　　在整个流亡伦敦期间，马克思主要是靠恩格斯的资助维持生活。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长达40年。我们看马恩通信集，两人谈天说地，谈工人运动，谈古典哲学，谈共产主义远景，最后马克思往往会笔锋一转，“啊，亲爱的恩格斯，我最近预购什么东西，请速寄多少英镑。”求助的直言不讳，帮助的二话不说。由此可见，两个人的关系多么紧密。

　　中国有一句俗语，“亲兄弟明算账”。可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出亲兄弟的情义，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两个人的友谊可以与他们相比。列宁形容它“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按照中国儒家的说法，堪称“亚圣”。但是，他为马克思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本来最鄙视“鬼商业”，但是为了有足够的钱援助马克思，他只好违心地在他父亲的公司任职，一干就是二十年。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无私援助，马克思连吃饭都成问题，更何谈科学研究。

　　马克思一生没有一个稳定光鲜的职业，因为他的工作目标是造福全人类。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职业与其专业对口。

　　（五）

　　马克思的革命意志是最令人敬佩的。他一生受过的磨难和打击无数，但是他每次都能坚强地挺过来，从没有动摇他献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决心。

　　在这些打击中，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丧子之痛。

　　原来，由于生活条件恶劣，营养不良，马克思一家大人孩子经常患病。1850年12月到1855年4月，在不到4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的七个孩子就夭折了四个，平均一年一个。这样的打击，身为父母，情何以堪？其中他8岁的儿子埃德加尔夭折，对他们夫妻打击最大，马克思几乎痛不欲生。1855年4月，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可怜的穆希（埃德加尔）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马克思用头痛代替心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