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合理的城镇化战略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过去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已有了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将城镇化战略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城镇化战略？中国城镇化将会遇到哪些挑战与风险？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著名汉学家、梁漱溟研究第一人及长期关注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艾恺。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城镇化这一战略？

　　艾恺：从理论上来看，城镇化是极佳的战略，不但能使乡村居民获益，也对中国整体经济有所帮助；而靠信贷与出口获得增长的经济结构，也有必要转型为以内需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结构。城市环境会促进消费是举世皆然的事，这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在中国，老百姓“传统”的策略总是多储蓄少消费。城镇化将会带来巨大数额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增加工作机会，使农民致富，使一般人受益。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农民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非但没有拉近，反而更加扩大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镇化战略这一新的计划，可望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之一。中国政府传统上总是在设法限制城市的规模。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各大城市人口暴增，政府为此发起一波波运动，将城市青年迁移到乡村。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城市人口再度暴增，大量乡村劳工移居大城市（以及富裕且工业化的地区）。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这些移民，但大量农民移民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李克强总理强调“健全”的城镇化，在我看来，这点确实至关重要。我想中国政府当务之急应该是将城市边缘社区重建起来，改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使农村人口得以移居该处，并向他们提供合适的社会福利、教育、住房等等，这样才能确实创造出“更健全”的城镇化环境。

　　记者：中国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与风险？您认为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与风险？

　　艾恺：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来势汹汹。首先，中国的户籍制度必须全面改革，但多方政治与社会势力的交错使之成为最困难也最关键的问题。户籍改革所需的经费该如何筹措？地方政府可能会希望依赖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可能也会希望地方政府能承担主要的支出。同时，城市新移民的医疗保险、教育与社会福利也将会是一笔庞大的财政负担。根据我的理解，李克强总理倾向于如何满足农村居民需求的中小型城镇的增长。我认为这非常明智，因为这将使全国人口的分布更加均匀，或许能促进地方产业的增长以吸引乡村人口回流。也就是说，推行城镇化的过程中，将更强调“镇化”而非“城化”。此外，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城镇化能使部分仍然从事农业的人口继续住在农耕地点。促进并加速中小城镇的增长似乎是城镇化计划得以成功的关键。当然，中国各主要城市的人口增长必须获得控制，工业与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也必须缓和下来。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上中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大城市，大城市的生活更舒适也更多彩多姿。如何增加中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会是一个难题，而确保城镇能源供应也会成为棘手问题。都市地带与工业的基础前提是充足的电力与合理的电价。中国已着手增加能源的供应与增加能源的多样性，但城镇化最终将造成电力需求的巨大增长。中国的煤炭产量确实巨大，但如果找不到成本合理的办法减少碳排放量，增加燃煤只会使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加恶化。

　　最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社区群体伦理道德，这或许会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都市化，尤其是公寓高楼的林立，造成了陌生疏离的社会，缺少人人遵奉的道德伦理纽带来维系群体，当然这种现象举世皆然。过去的都市化已对中国的社会道德产生了一定的破坏。当乡村的年轻劳动力外移到城市，留下的是破碎的家庭、被遗弃的儿童与老人。在此我必须援引梁漱溟的农村复兴计划，除了将现代都市的好处带进乡村外，该计划的目标就是在农村与小镇树立道德伦理的群体感，藉以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弥补都市化带来的缺憾。（本报华盛顿11月7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