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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11月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1979年-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

　　当前，中国经济在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该怎样继续保持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期

　　记者：2013年6月中旬以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措施。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经济运行的许多指标出现企稳向好势头，并稳定了市场预期。您如何看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刘树成：2010年—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从国内看，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或称“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也就是把握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

　　记者：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意味着什么？实现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有哪些有利条件？

　　刘树成：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在7.5%—9%，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其含义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世界范围看，7.5%的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较高的速度；

　　第二，从国内看，与过去30多年实际经济增长趋势曲线的8%—12%区间相比，7.5%—9%的区间可称为中高速增长。这体现出我们主动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使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转方式和调结构，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民生；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刚刚从过去30多年间经常冲到10%以上的高速路走下来，社会各方面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降，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国内市场和需求的回旋余地很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推动，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我们有条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两大差距”带来“两大空间”

　　记者：您提出，宏观调控“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那么，怎样把握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怎样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刘树成：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也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守住下限，是被动的。因此，宏观调控“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中“两大差距”所带来的“两大空间”：一是由地区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二是由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谈地区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意义。

　　刘树成：依据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的最新统计数据，各地区可分为以下四大梯队。第一梯队，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有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浙江等6个地区；第二梯队，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6000美元以上（也就是比全国平均水平6091美元为高），有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吉林、重庆、湖北、陕西等8个地区；第三梯队，人均GDP在6000美元以下、4000美元以上，有河北、海南、黑龙江、山西、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宁夏、新疆、青海、四川、广西等13个地区；第四梯队，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下，有西藏、云南、甘肃、贵州等4个地区。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上述第一梯队的地区已经达到或接近高收入水平，第二、三梯队的地区大体处于上中等水平，第四梯队的地区大体处于下中等水平。从各地区人均GDP水平的差距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在地区间的梯度推移和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改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第二季”

　　记者：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您认为未来改革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树成：特别要指出的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聚合点。从转方式来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既能扩大消费，又能扩大投资。从调结构来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有利于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促改革来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

　　记者：您认为，由城乡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间有多大？能否为未来发展提供巨大潜力？

　　刘树成：从目前看，我国的城镇化还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城镇化。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计算，目前的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同时，我国城镇化的质量还不高，城镇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还跟不上，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突出显现，“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当前，与一般制造业产品严重产能过剩同时并存的是，许多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供给还远远不足。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城镇化率，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还要推进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这些将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本报记者 张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