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健先生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60余年，坚持踏实的田野调查，遍访各种族群。对亚洲和美洲的各种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揭示了美亚文化关联，研究亚洲各种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的历史渊源及其现状，思考族群的发展。

　　文汇报：乔老是如何与人类学结缘的？

　　乔健：1954年，我从台北成功高中考进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系跟考古人类学系都在文学院，而且一年级的课程完全一样。我记得有两门必修课，一是《地学通论》，一是《考古人类学导论》，由凌纯声先生讲授。相对于历史系的部分课程而言，我对这两门功课尤其感兴趣，因为它们提倡田野活动，要求你去做实地调查，这和我喜欢旅游的兴趣有关。在升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申请转入考古人类学系。原先那里有9个学生，一个生病休学，其他8人都转系了，我因此成了“独苗”。尽管有很多国际上有名的老师在考古人类学系任教，但它是出了名的“冷门”。像我这样的情况——从二年级到毕业，“一人一届一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文汇报：听说，在您求学时，人类学的四个分支都要学？

　　乔健：我在台大时很荣幸，跟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他是美国语言学泰斗萨皮尔（EdwardSapir）的学生。李济先生教授“史前史”跟“体质人类学”，高去寻先生教授“中国古器物学”、“中国考古学”，凌纯声先生教授“考古人类学导论”，芮逸夫先生教授“中国民族志”，陈奇禄先生教授“人类学史”、“北美民族志”。芮逸夫用的教本，就是Robert H.Lowie的An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概论》）。四个分支的课程（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都要学，到了康奈尔大学也是一样。现在的人类学系学生，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跟我们那时不一样，钻研其中一个分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