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在国际上是否引发了共鸣，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乔健：目前来说，国际上的反应还不是很多，不过我认为，这与我目前关注人类学华文本土化有直接关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放到明年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上去探讨。费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其实是对于西方人类学的一种反应。

　　文汇报：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还处在边缘地位？

　　乔健：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你看，印度的人类学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中国就不行？搞了这么久，到现在为止，台湾只有台大人类学系一家在支撑，内地的话，中山大学建设得还不错，香港的进展也不理想。日本、韩国的人类学做得都比我们好，印度的“本土化”也很成功，可能是受到英国的影响。

　　文汇报：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很久了，学者也不少，但还是发展得不好，原因在什么地方？

　　乔健：现在主要是人为因素。人类学一直没有被认定为一级学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费先生过世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个有力的人类学家来争取这点。（南京大学教授范可补充道：费先生在世时曾尝试提出三科并立——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但没有成功。他的话语分量重，一个人顶几百个人，当时没有办成这件事，现在恐怕更加办不成了。）

　　文汇报：您跟内地、香港、台湾的人类学者打了不少交道，请介绍一下两岸三地的研究现状？

　　乔健：香港那边，我自己要负一点责任，但现在人类学系还是比较弱，没有发展起来，主要还是靠几个外国人在支撑。台湾的情况比内地好一点，人类学比较强的力量是在“中研院”民族所以及史语所，成就主要在那边。本来要在暨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后来也不了了之。

　　文汇报：您现在的研究比较关注底边阶级和边缘群体。

　　乔健：当初我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是因为比较少人关注。乐户（注：特指山西从事吹鼓手行当者）本身是贱民，我跟政府申请了一笔钱进行研究。幸亏去了，找到了150个乐户，现在再去找的话，肯定没有了。通过乐户，我发现“底边阶级”跟主流社会的隔阂很多，所以对他们产生了兴趣。

　　文汇报：现在的年轻学者只会使用简体字，但很多史料又是通过繁体字书写。您对这种情况表示很担忧。

　　乔健：我也赞成简体字，但是改革得太快了。一直到民国时期，繁体字还有合理的规范，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台湾推行的简体字还会遵循一定的规矩，但内地已经不是了。再这么下去，我担心两者可能真会发生脱节，导致繁体字变成“拉丁文”。有朝一日，大家阅读古文都有困难了，那就糟糕了，发生断层了。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位在台湾求学的内地学生写的。他说：中华文化悠长五千年，保存最完整的不在内地，而在台湾，许多文化的断层在文字简化上有具体表现——爱（愛）而无心、运（運\）而无车、有云（雲）无雨、乡（鄉）内无郎，而诸如“魔”、“鬼”、“偷”，这些字却没有变动。

　　文汇报：在您求学、治学的一生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学者都有哪些？

　　乔健：中国学者的话，一共是三位。台湾地区的芮逸夫先生，研究的是亲属组织。他没有留学过，但是一直看英文书，他对当代学术的知识都是第一手的。还有李济先生，他是我本科时的导师。我后来从美国移居香港，常回台北，每次都会去看他。在大陆，就是费孝通先生了。在台湾有一些人说他是“政客”，但我不这么认为，他没有一篇文章是纯政治的。国外的话，之前提到了约翰·罗伯茨（JohnM.Roberts），我们两个人真是亦师亦友，关系很难得。事实上，每个我读过书、教过课的大学都有我钦佩的人。　（记者 黄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