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乔老从事田野调查这么多年，能否结合自己的心得，给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后辈们提一些建议？

　　乔健：田野调查最需要的是时间。英国人比较注重田野调查，有些人一辈子就锁定一个地区。比如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就出版了田野调查手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Notes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理想的田野调查应该是人类学家深入一个地区居住一年，甚至是两年，但目前国内做人类学研究的，很少有人会在一个地区居住超过三个月。时间太短，田野调查就无法深入。这与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边缘地位也有关系。当然费孝通先生是例外，他研究他的家乡（吴江），去过很多次。我本人研究拿瓦侯，去过两三次，第一次是在1960—1961年，一共住了10个月，10年后的1971回去过一次，1984年又去了一次。

　　文汇报：您在讲演中多次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在推动中国人类学学术互动与交流课题上，您和他一同发起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研讨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为深远。

　　乔健：1980年，在台湾有一批朋友开始研究“本土化”的问题。那时候称为“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支持。会议是在1980年12月开的，我也有文章在出版的书上发表。第二年春天，费孝通先生去澳洲考察，经过香港，我去看他。两人一见面，费先生先问我们在台湾开的那个会，听了我的介绍，他很有兴趣，因为他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当年就提过这个想法，只是没有落实。费先生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

　　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决定从香港开始。1983年定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名字——“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研讨会”。第一年并没有具体的题目，费先生建议讨论本土化的问题，我们找了一些关于“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会后还出了论文集。原则上，每隔两年开一次会。第二届还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题目是“中国家庭及其变迁”，同样出了一本书。到了第三届，也就是1987年，大家表示不要局限于中大，提出让香港大学办一次。费先生当时定下三条规矩：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话谈论中国的问题。港大是香港最老的大学，平常用英文教学，那次会议（“中国的宗教与伦理”）除了中文和粤语，也允许用英文，结果费先生很不开心。后来决定由我来筹办。第四届因故推迟到1993年，在苏州召开。第五届在花莲，由于两岸局势的复杂性，我们先在香港办了开幕式，宣读费先生的论文，然后去台湾开会，费先生本人没有前往。第六、第七届都在内地举办。

　　到了第八届，费先生提议放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他的好朋友钱伟长又是上海大学的校长。会议原定在4月召开，费先生提早到了上海，谁知那年爆发了“非典”，会议被迫延后。结果费先生去广州时不幸患了感冒，住院期间，他不忘写信来祝贺和道歉，他的文章还被收录了论文集。

　　费先生过世前，我去看过他，他在睡觉（事实上已经昏迷），没有办法讲话，很可惜。从1981年初的第一次见面，到最后一次开会，我们在一起相处了20多年，经常为了开这个会联系，彼此也很了解。他实际上是我最后的中国老师，一个极其重要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