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2017年初，我在《民主与科学》上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探索的动机》。我知道这篇和爱因斯坦的同题文章，应该是表达了您对他的敬意。看了这篇文章，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采访您，所以说，这应该是一次迟到了很久的采访。我为什么被这篇文章所吸引，就是因为您讲到的两位女士，一位是您在阿尔卑斯山区邂逅的80多岁的老奶奶，她竟然读过您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虽然她并不是很懂量子物理。另一位就是您在海德堡大学做手术的医院的那位护士，她同样表达了对您研究领域的浓厚兴趣。近几年，您身体力行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开讲啦》，甚至《阅读者》这样栏目的录制。我想请您谈一谈在中国如何增强大众对科学的兴趣，来培植一种更好的科学文化的土壤。

　　潘建伟：目前的年轻人，常常有比较明显的功利化倾向，从学校、教师到学生都不容易潜心做学问。把求知变成了解难题、考高分，上好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这种外在的、功利的文化氛围，对青少年影响尤其大，让他们变得越来越现实，难以静下心去钻研，培养大师更是难上加难。您提及的这两个事例确实让我感触很深，在欧洲，人们对科学和艺术的热爱是融入大众的血液之中的。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功利化绝非中国文化的传统，也不属于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相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要有“文化自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学就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美德，其实已经为改变功利主义提供了良方。正是由于对文化的自信，在教育体系中就应该注重文化素质的培养，就像梅贻琦先生所倡导的“通识教育”一样，大学阶段应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

　　另外，优秀的科学家应积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在科普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介绍知识，达到“解惑”的目的，而更应该是“传道”，让大众特别是年轻人认识到，热爱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来就要从事科学研究。领悟科学的精神，包括理性的思辨、执着的探索等等，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行业，都会大有裨益。

　　学习时报：您在一次公开授课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您本来应该从维也纳到海德堡去做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您又想留下来在多瑙河边采野菜，因为您非常“留恋”那里的野菜，“留恋”这个词我印象非常深刻。结果野菜采到了，但是别的科研小组却把这个实验做出来了，但是您讲您并不后悔，您觉得“采野菜”是您前进当中的一种需要。您曾经表达过：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生相比，我们大陆学生更希望快出文章、快出成果，这是一种急躁心态的反映。您期待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回到一种从容和贵气的状态。您认为这种“从容和贵气的状态”或者说“前进当中的一种需要”对科研工作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潘建伟：很有意思的是，科学研究除了“很有用”，本身也能够带来人生的感悟。科学研究面对的是未知的世界，只能去探索，探索就意味着不计其数的失败。就像经典物理学的建立，牛顿最终成为历史的幸运儿，是建立在伽利略、开普勒等先驱的发现的基础上。今天我们都说“牛顿力学”，并没有“伽利略力学”“开普勒力学”，但后者仍然是伟大的科学家。尽力去做事而不可强求，这正是整个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所告诉我们的人生观。我时常告诉学生们，既然大家已经进入了科学研究这个领域，智力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别，成功与否就看耐心。有耐心就不怕失败，失败可以再来一次，但如果不去努力，连再来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最终的成功还需要一些幸运，其实幸运也需要耐心。在等待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充实自己，时机到了自然会有好的成果出来。更重要的是，探索和努力的过程本身，已经是科学带来的最大乐趣。

　　学习时报：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掌握在手里的核心关键技术有限，在诸多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爱因斯坦在《探索的动机》一文里曾经提到过做科学的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一类人去寻找世界的体系，并以此作为感情生活的支点，希望通过寻找科学规律来达成内心的自由和宁静。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所谓深思熟虑的计划，而是直接源于激情。您说过：如果对科学没有原始的冲动，没有兴趣，我们就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我想请您谈一谈中国要想建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目前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切实的努力？因为您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您也可以结合政协委员建言咨政的职责谈一谈。

　　潘建伟：建设创新型国家，某些产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的表现，而更深层次的根源是：我国的自主科技创新体系还有待完善。自主科技创新体系，需要从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顺畅发展、长期积累，需要有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就我国当前的整体情况而言，由于聚焦长远的系统性布局有所缺乏，基础研究总体上得到的支持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仅以发表论文为目标。上游基础研究有短板，核心技术只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对于若干技术突破，即使在指标上已满足应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体工业水平，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到了产业化阶段，企业长期以来抱有“能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都不足。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需要在重大领域建立起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布局，面向长远科技目标形成攻关合力，提前为核心技术和产业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奠定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非常重要。其实在发达国家，很多原始创新成果都是由企业完成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科技金融体系比较完善。正是由于拥有相对完善的资本运行机制，使得投资风险和收益达到平衡，美国的企业普遍热衷于面向长远的风险投资，即使只有很小一部分最终能够形成颠覆性技术和产业，企业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而这种科技金融体系的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对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是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可能的颠覆性技术，普遍投入热情不足。因此还需要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

　　就我的研究领域言，量子信息科技发展到今天，已进入到一个深化发展、快速突破的历史新阶段，特别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各项关键技术的集成攻关。这就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性布局，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国家部委和企业的支持与协作。所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结合自身工作建言咨政，对国家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的战略布局提出一些建议，这本身就是推动整个学科领域向前发展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