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是什么派，我就是“世界派”

　　解放周末：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音乐要为老百姓服务”的意识了。您的这种观念和您在那个时代的经历有关吧？

　　俞丽拿：是的。我学小提琴是被分配的，我小时候喜欢的是钢琴。1951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时，我的钢琴其实已经弹得不错了。但是，因为当时学弦乐的学生少，手掌宽的学生都被要求改学提琴，手指细的学小提琴，手指粗一些的学大提琴，我就被分配学习小提琴。既然老师让我学，我就努力学。刚开始拉小提琴的声音真的是太难听了，像“杀鸡”一样。

　　1957年，我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那时候是五年制，但真正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有一年苏联专家来上课，我被选上了专家班，学了半年后，主要就是在练习和准备参加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其余的时间不是下乡就是下厂。农村里的猪圈、牛棚我都住过，我还在码头上扛过180斤重的大包。

　　下乡、下厂确实耽误了专业上的学习，却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辈子的。我特别容易和普通老百姓沟通。直到现在，我在学校里见到保安、清洁工都会和他们打招呼。我一直跟老百姓在一起，我的音乐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缺少这个意识。

　　解放周末：那您后来又是下了怎样的苦功，不仅把专业补上去，还教出了那么多优秀学生的呢？

　　俞丽拿：就是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所以后来一有机会，我就拼命地“补课”。1962年毕业后，上海音乐学院分配我留下来当老师。教课跟演奏真的是两回事。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教，课堂上听到学生拉得不对，我讲不清楚，只能说，我拉一遍给你听。这其实是最不会教的。

　　而且“文革”以后考进来的那批学生，他们拉的作品很多都是我没拉过的。我很焦虑，也很苦恼，只能每天早上六点多到学校，晚上很晚回家，拼命借谱子、听唱片，自己给自己补课，琢磨研究，把小提琴技术上的规律、音乐风格上的规律逐渐摸透。比如，演奏巴赫的作品，我一定要总结出拉好巴赫的几个要点，才能去教学生。教法国作品，我必须研究法国作品的特点。教俄罗斯作品，我一定要研究俄罗斯学派。

　　解放周末：中国人要拉好西方经典作品，怎么去理解、弥合文化上的隔阂？

　　俞丽拿：关键要看老师是怎么引导、怎么教的。我带学生去国外比赛，发现外国评委对中国选手都是很严苛的，只要在风格上有丝毫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会马上把我们刷掉。所以我们的小提琴演奏要想追上世界水平，必须要对自己严格。

　　我做过全世界30多个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我坐在评委席上不只是去打分的，我还要了解对于同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不同学派的演奏风格是怎么样的。我在观察当前的世界小提琴演奏潮流是怎么样的，回去教给我的学生。

　　曾经有外国评委问我是什么学派，我说我老师的老师来自欧洲，但他没有直接传授到我这一代。所以，如果一定要问我是什么派，那我就是“世界派”。

　　解放周末：博采世界各个流派的演奏特点。

　　俞丽拿：对。从1962年到现在，这57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真是学无止境。因为世界上的小提琴曲目太多了，学派也很多，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特长，我要不断地掌握每个学派的特点，把优点拿过来为我所用。

　　人品和艺品会体现在艺术里

　　解放周末：您马上就要步入“80后”了，为什么还在坚持全职给学生上课？

　　俞丽拿：曾经有人问我是怎么保养的，我说，和学生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我现在每周一到周三的课都是排满的，从早到晚。周四、周五有时候还会加课。因为来不及去食堂吃午饭，我就一早到食堂买个饼，中午在教室里用微波炉一热，这样最快。

　　解放周末：教室里的这张折叠床也是为您准备的吗？

　　俞丽拿：我曾经有几年都住在这间教室里，因为我家住在闵行区，离学校太远，索性就住在这里，等上完课再回家。住在这里其实挺好的，唯一一点就是洗澡比较麻烦。不过我们这代人以前下过乡，也不讲究。后来学校知道了，就帮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我有课的时候，就住在学校的职工宿舍。

　　解放周末：作为音乐学院的教授，您为什么不仅教大学生、研究生，还教小学生？

　　俞丽拿：我的学生从小学生到博士生都有，年龄跨度很大。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学习的重点都不一样。小学阶段主要是打好扎实的基础。中学阶段要增加曲目量。到了大学，就要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带研究生、博士生，我会更多地和他们探讨如何表达自己的艺术个性，到了这个阶段，技术已经不是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研究音乐。

　　对于那些特别有自己想法的学生，我从来不会压制他们的个性，因为搞音乐的人不能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音乐家的个性是非常珍贵的。我的学生陈佳怡是从普通中学考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跟我学了一年半后获得了金钟奖的金奖，她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有时候会为了一个作品跟我争执起来。如果我觉得她的想法不对，我就会想办法说服她，让她心甘情愿地接受，而不是我怎么说，就让她照着做。

　　解放周末：在很多学生眼中，您就像他们的第二父母。

　　俞丽拿：那是自然的，像黄蒙拉、王之炅他们都是从小学开始到硕士毕业一直跟我学习，16年下来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除了教学，我在生活上自然也要关心他们。每年暑假寒假，只要我在上海，我一定会给他们上课，而且不收学费。我很骄傲的是，黄蒙拉、王之炅都留在上音当了老师。

　　解放周末：您教过那么多孩子，最终决定他们能不能成为音乐家的，有哪些因素？

　　俞丽拿：首先是要有一定的天赋，否则很难出彩。现在的琴童很多，家长都望子成龙，我认为家长最大的成功，就在于能否挖掘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找到孩子最擅长的是什么。第二，是必须努力。只有天赋，不努力也不行。第三，就是要找到好的老师、好的学校。其实无论干哪一行，要想有所成就，都离不开这三点。

　　除了这三点之外，最重要的是做人。一个人的人品和艺品一定会体现在他的艺术里。分到我班上的学生，不一定都有很高的天赋，但我很注重培养孩子的品质。不管学生是不是有天赋，我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哪个孩子才能特别高，会给我带来成绩，为我争光，我就会对他另眼相看。但我不能容忍不努力。假如学生不努力，我会警告；再不努力，警告两次；还不有所进步，我就会把他开除出去。

　　解放周末：您曾经说过，您的初心是让中国小提琴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这个目标现在完成了吗？

　　俞丽拿：我做学生的时候出国去比赛，是被外国人看不起的，因为我们的水平确实不高。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学生终于也拿到国际大奖，现在出国比赛，再也没有人会轻视我们。

　　这种文化自信，是从《梁祝》开始的。《梁祝》让小提琴“说了中国话”，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小提琴，我们才有了那么多的生源，加上教学水准的提高，让我们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但是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的小提琴事业要发展下去，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现在的一些小提琴比赛，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个别人为了小团体的利益破坏了规则，我很伤心。几代人的努力不能毁在个别人的私心上。

　　解放周末：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良好公平的环境。

　　俞丽拿：的确。我们这代人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还有几年可以工作。中国的小提琴事业，接下来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希望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希望全国能有好的氛围，为了中国的小提琴人才的培养，为了中国小提琴在世界舞台的“声入人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