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此次全会决定中有一个地方做了很重要的修改。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什么是“基础性作用”？当时有一个解释：我们刚刚搞市场经济，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够。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原因何在？

　　这20年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有95%的商品和服务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比如今年的11月11日“光棍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政府没有对价格进行任何干预，商品的定价和买卖行为完全由厂商和消费者来决定。可以说，这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将推动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庞大和统一的全国性市场。

　　20多年前，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时，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那就是在美国不同的地区，同类产品的价格基本上是趋同的。我没想到的是，20年之后的中国，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比如同一品牌的矿泉水，我们不管是在新疆买，还是在北京买，价格都是趋同的。这样的话，所有的厂商都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巨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瓶矿泉水虽然是微利，但由于有这种规模效应的存在，商家依然能够挣钱。

　　此外，在这个公报中特别强调了我称之为“消费者主权论”的提法。以往我们搞计划经济也好，或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好，基本上是“生产者主权论”，消费者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上帝。这次全会的公报特别提到，要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因此很多人，特别是女同志，在“光棍节”得到了一种消费福利最大化的感受，不但买到了产品，而且主观感受也很好。

　　由此，公报也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当然，我们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等于承认市场是万能的，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又制造了一个万能论了。在这届全会的决定中，不仅提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提到了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这只“看得见的手”。这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要使“看得见的手”为人民服务，成为为公众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的“服务之手”。

　　比如，如果能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就能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如果能够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就等于降低企业投资的风险。在当下城市被雾霾笼罩、环境污染现象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地方拼命去吸引那些污染大的企业，就有问题了。因此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来提供一些指导，使得企业能够既实现自己的企业目标，也不违背当地的社会目标。

　　因此在这个公报中，特别谈到了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也谈到了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我想这也体现了中国改革的一个性质，那就是自我改革、自我创新、自我完善。我们主张政府要当“看得见的手”，要通过不断的改革，使它真正成为公共服务之手。

　　客观地说，这个公报已经显示出了改革开放的升级。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35年，一直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因此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一个国家。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我们更加应当走出去。在这个公报中，也提出了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有一批公司从地区公司成长为全球公司。什么叫全球公司？我的定义很简单，就是销售收入及出口额占全部销售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或者公司资产，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一半在海外，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全球公司。

　　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实有企业已经突破了1400多万家。过去30年，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让世界投资中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推动力，来推动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投资世界。或者说，在30多年前，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要使中国国际化、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而今天或者说今后，实际上是中国在投资世界的过程之中，将使世界中国化，使得我们的企业更加有机会投资世界。

　　因此，在这个公报中特别强调了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国务院不久前刚刚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果这个试点能成功的话，将来我们希望西北能有一个“乌鲁木齐”，西南能有一个“重庆”或者“成都”。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在建设、开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很快就可以在全国迅速推开。

　　前几天，我对香港有关方面人士讲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不断发展，只有一个香港是不够的，只有一个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不够的。这样就会促进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对外开放，所以说三中全会的决定又是我们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政治、社会

　　三中全会的重头戏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其他四个方面的体制改革，这在公报中都给予了表述。

　　在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公报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们称之为“三化”。怎样能够体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最近出版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主要研究了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最后就落脚到这“三化”，与之相关的人大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都有如何“三化”的问题。“三化”本身是一个过程，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然后再量变，再到部分质变，进而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而且通过实践，不断试错，不断成熟。

　　公报在社会建设方面也有突出笔墨，这也是老百姓目前最关注的问题。比如，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个理念的提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异地居住、异地务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怎样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提出这个设想，就是怎么使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国策。我曾经讲过，中国是“一国两制”，所谓“两制”，实际上是指城乡二元结构这“两制”。怎样不断地破解“两制”，在这个公报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从社会建设来看，在这个报告中涉及的许多方面都是老百姓关注的。比如说，教育领域的改革被界定为是“综合改革”，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再比如，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因为我们每年要至少为新生劳动力提供近900万个就业岗位，当然今年我们可能会超过1300万个。关于医疗卫生体制如何在前面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我们还期待《决定》的正式公布。

　　三中全会除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特别提出了2020年的目标：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过程，需要经历从低级到中级，到比较高级，最后到高级的过程，在演替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不断试错、不断调整，一步步走到2020年的这个目标。

　　三中全会对改革的设计，还有待于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决定进一步细化，出台进一步的细则。三中全会是十年的战略部署、十年的设计蓝图，又是十年的路线图。围绕着这个三中全会，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具体改革方案。

　　（光明网记者章丽鋆整理）

　　网友互动

　　网友：上一轮国企改革影响深远，有阵痛，也有收获。对于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

　　胡鞍钢：公报提出，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如今，我国已有了企业“黑名单制”，但我建议还应该有“光荣榜制”，就是对那些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对当地作出贡献、对中国作出贡献的企业应该进入“光荣榜”，因为一个好的企业会带来很多的正面性。而且不能简单地以所有制论英雄，要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来论英雄。

　　网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然而这几年来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请问胡教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胡鞍钢：环境问题的挑战，我觉得不完全是坏事。有挑战就会有压力，就会产生改变的动力。以北京的雾霾为例，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现在北京和周边六省区将联手在若干年内治理雾霾的问题，投资至少有1万亿元人民币。我们把这1万亿元人民币称之为绿色投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第一，这个1万亿元本身会产生投资需求，提高GDP增长；第二，能够产生绿色就业，因为治理雾霾在很大意义上是多方措施，是劳动密集型、就业密集型的产业；第三，这些投资是生态投资、绿色投资，我把“绿色发展”定义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会不断改善环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环境称为生产力，用科技生产力去破解环境生产力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