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发展，从20世纪初便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其研究始终与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关注紧密相连。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依然笼罩的背景之下，发展问题已上升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维系着中国未来的命运走向。

　　发展的辩证之思是对发展问题的哲学研究，其要旨不在于对发展问题进行传统的哲学思辨，而是力图借助哲学对发展问题进行一种前提性批判，以确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原点，从而为各种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意义支撑。它主要诉诸于对发展的本质、过程和元价值的整体反思，从总体上来规范不同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进程。

　　最初的发展理论是将发展看作一种经验的、甚至是可定量分析的现象，不是肢解了人类社会这个整体，就是以人类社会某一方面的发展代替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这样，一方面贬低了发展的元价值，把某些手段和阶段性目标当作发展的终极价值，另一方面使发展问题的研究淹没在各种经济的、生物的和文化的事实之中，忽略了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层意义，导致功利主义和肤浅的经验主义发展观。如今，这种研究范式已无法适应人类社会整体变迁的时代特征，必须借助于对发展问题的哲学批判与反思，对各门具体学科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进行前提性批判，揭示其深层内涵和价值，以最终形成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深层诠释。

　　以物质主义与强权崇拜为表征的古典发展理论建立在一个潜在的前提之上的，这个潜在的前提源于哲学家对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之中，表现为把世界的发展理解为指向某种终极目标的过程。虽然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受社会变革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发展问题的研究逐渐摈弃了纯粹的思辨性，转向具体社会现实的研究，但“进步主义”却作为一个潜在的前提被接受下来，其核心表现为对进步的信任，即认定“人类已经、正在和将要向着一个满足伦理要求的方向迈进”，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正是由于这一潜在前提的存在，发展一度搁置了对发展本身意义的追问，而以经济发展的事实取代社会发展的全部。这种发展理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即“唯GDP论”或“GDP崇拜”，从而使社会和个人都沉醉于定性的价值之中。

　　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总要付出“人”本身的代价，即“价值迷失”或“人文迷失”，导致转型期道德缺失、价值观崩溃的现象司空见惯。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转型时期，此时经济社会矛盾凸显，肤浅改革已经用功过度和疗效尽失，而刮骨式的深层改革风险很高。在此语境中，发展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才是当代思想的真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迷失的难题。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如果缺乏必要的彻底的道德启蒙、制度建设等文化反省，依然“摸着石头过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理论的结合点，将各个不同的学科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个理论结合点只能是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为了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把对人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与人类学的探讨结合起来。正是在对种种非人的发展观的批判中，哲学家F·佩鲁深刻地指出，“它们把一种有意或无意传达的意义赋予语言中的各种符号和隐喻，这种东西或者构成能以文字交流的东西的基础，或者超越了文字的含意。对平均价值进行统计、加权和计算并把它们组合起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身不由己，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物和物质对象上。但此路不通，因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

　　（执笔：曾鹰 曾天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