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思维从“零”开始

　　“零”是一个分水岭。这个“零”，是广义上的。狭义上，“零”开始于1981年，从“首都圈”、“首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都市圈”，再到 “京津冀一体化”，这一过程已走了30多年，但进展迟缓。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纠结30年的京津冀关系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广义上的协同思维才从“零”真正开始了。从“零”开始，必须实现“三个转变”：

　　一是从本位思考到换位思考的转变，去利益化。要克服“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站在三地的利益和角度上，来审视和思考问题。如河北长期以来在要素资源禀赋等方面对京津做出了贡献，牺牲了地方利益和发展空间，也造成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巨大落差。

　　二是从拉手并肩到拥抱相融的转变，去表面化。目前，三地的一些合作项目、计划还只是处于手牵手，未达到拥抱相融的实质性合作阶段，有的还是一些探讨性的、表面化的，事实上的落实还存在着体制或机制上的障碍。因此，协同思维必须从浅水区的协同转到深水区的协同上来。

　　三是局部协同到全面推进的转变，去概念化。协同绝不是简单的协同，而是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融、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一体化的法定顶层设计

　　贯彻好四中全会精神，协同发展必须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入手，要从中央到地方两个层面进行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防止随意化、功利化行为倾向，要形成多维度、多主体、多空间协同的战略性的法定顶层设计。

　　在顶层设计上，欧盟的做法是值得称道和学习的，如在城市化发展上，出台了“欧盟空间指导方案”，对城市建设的环保标准、新能源建设等，都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欧盟各国严格遵循，各欧盟国依此方案制定本国的具体法律政策。

　　在三地协同发展这个国家战略问题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在法定顶层设计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虽然《纲要》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约束作用，但从政策角度出发，仍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三个主要目标导向

　　在协同发展中，必须解决好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重点突出三个目标导向：

　　一是财政分配均衡。解决三地的矛盾性问题，必须靠市场资金和政府的投入。财政部应加大对三地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京津在解决冀的资金投入上，也应有所贡献。中长期财政转移政策的出台，对于三地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方面建设均衡化发展至关重要。

　　二是要素流动均衡。从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看，河北是最薄弱的，京津各有优势，要打破这种不均衡的状态，必须从战略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如金融市场布局、科技政策扶植、人才培养及流动政策、信息共享机制等等，引导、吸引生产要素在三地间合理、均衡流动，减少虹吸效应。

　　三是产业布局均衡。在各自功能定位及服从生态、环保战略规划的前提下，科学规划“三地产业发展价值链”，在区域内进行专业化分工，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并科学合理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和产业的无缝衔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合理空间布局，防止同构化、破坏环境和功利化，形成区域定位合理、产业空间布局科学、城市群产业功能互补的一体化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