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话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本报特邀部分专家学者，以笔谈形式对相关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笔谈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打造跨地区国家产业价值链 创新京津冀经济转型新模式

　　天津商业大学校长、教授 刘书瀚

　　京津冀要素赋存有明显差异性。京津冀地缘相接、人脉相亲，地域相连、文化相承，最具区域协同发展优势。同时，资源禀赋有优劣，地理位置有差异、产业结构有高低。这些既有同一性基础又有差异性优势，正是打造跨地区国家产业价值链的重要条件。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就是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选择与城市功能定位和支柱产业相吻合、城市规模与其资源禀赋相适应、控制不宜发展的产业增量，从而在产业链打造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京津冀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专门的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两种方式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其一,组织和引导企业进入本土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尽管这些产业链还属于低层次的国家价值链,通过相关产业政策的引导、规范和扶植,使企业快速推进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国际化进程，价值链整体水平不断向高端演进而形成国际竞争力。其二,将本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对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在关键技术等要素上实现对全球价值链全部或者部分环节的高端替代。这种新型有序而符合京津冀实际情况的产业集聚是我们可望的“京津冀经济转型新模式”。具体思考如下：

　　第一，打造京津冀国家产业价值链顶层设计是关键。建立共同的产业政策框架,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和产业保护政策。分别从区域协调、科技扶持、人才培养、财政支持等方面进行协调。这些产业政策使每条产业链都有产业聚集的吸引力约束力，链条上的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加工需求，而专业化又给产业链带来加工的精度与低成本，这种良性循环使产业链长期稳定发展。

　　第二，打造京津冀国家产业价值链区域专业化分工是前提。根据三省市功能定位，北京逐步向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创新中心过渡。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要着力聚集国家产业价值链主导企业集团的公司总部，同时承接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从北京转移到天津。幅员辽阔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河北省要最大限度地把产业纳入京津冀国家产业链，成为产业链中下游高技术产品配套的专业化加工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外包基地。

　　第三，打造京津冀国家产业价值链大交通体系是基础。以开放的思路开拓的举措，强化天津河北便捷迅速低成本出海口优势，建设以天津港为中心与河北三港口合理分工的连接北京覆盖环渤海贯通内陆腹地的陆运大物流圈、跨地区特别是连接内地的专业物流园区。尽快建设通往这些内陆地区的专线铁路，形成大物流圈的专用铁路网。为国家产业链的国际采购、国际分拨与配送、信息技术、物流金融等高附加值服务能力的形成打好基础。

　　第四，打造京津冀国家产业价值链共同的技术研发平台是动力。建立京津冀高校科研院所紧密联合的科研平台，共同申报科研项目，建立科技成果信息交流平台、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对不能产业化的专利成果的二次研发。建立三省市投融资平台，促使人才、项目、资本、市场等资源要素集聚、流动，促进项目交流、洽谈、合作和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建立引进的大项目好项目企业与外方企业而共同成立合资的服务公司，克服技术外溢阻力，加快学习掌握过程。

　　第五，打造京津冀国家产业价值链建立开放经济体系是重要环境。天津是要积极申办自由贸易区，打造开放经济新天地。一是基于香港模式建设自由港型自由贸易区，以此强化天津相对于北京、深圳和重庆等已是或可能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差异性优势。二是基于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目标，自由贸易区规模要足够大，以此发挥环渤海地区拥有而北京难以发挥的经济中心功能，实现中央对天津定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28.78平方公里，是不折不扣的试验区，而香港面积1070平方公里，又有713万人居住，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区。滨海新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人口248万人，可分三步走建成中国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第一步以东疆港保税区为试验区，第二步扩大至天津港、保税区（海港区、空港区）、开发区（东区、西区）、中心商务区、临港经济区，第三步将整个滨海新区建设成为“北方香港”。这样做有利于国际港口城市建设、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加新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扩大与北京的差异性优势，也是打造京津冀国家产业链的重要开放环境。

　　从“源头控制”入手 加强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教授 朱坦

　　我们必须结合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实际，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才能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要求。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要与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挂钩

　　2013年，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奋斗目标和十条具体措施；出台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要求到2017年，京津冀细颗粒物（PM2.5）浓度在2012年基础上下降25%左右。对此，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分别出台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天津市清新空气行动方案》和《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有效应对。但值得注意的是，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一定要与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挂钩，切实推进目标容量总量控制，从而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以美国为例，过去三十年，美国通过实施清洁空气法和一系列减排计划，严格执行相关排放标准，大幅削减了大气污染排放量，实现了污染物减排与环境质量达标挂钩，使环境质量大为改善。而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进程当中，发展势头还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京津冀地区按照国家要求制定了削减煤炭消费总量的具体方案，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燃煤总量比2012年削减6300万吨，总量控制在2.7亿吨以内。按照以上方案进行削减，京津冀地区2017年削减后的燃煤总量将达到2006年的水平，然而2006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已经十分严重，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浓度均较高。同时，京津冀地区机动车保有量仍在迅速增加，民用汽车保有量较2000年增长近4倍；影响PM2.5形成的因素，如VOCs排放、大气氧化性，呈现增加趋势；城市建设施工活动仍十分密集。现有的规划和行动计划实施后，如果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环境空气质量将无法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只有将“源头控制”与环境质量达标挂钩，才能实现环境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在“源头控制”上还要下更大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