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命题提出的，因而已有不少政治性解说。那学理上该作何解释呢？本文做个尝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民中间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真理开始往往掌握在先知先觉的少数人手里，然后启发中间多数的后知后觉者，最后一起去帮助带动少数落后的不知不觉者。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从理论上来说，应是真理的先知先觉者，然后通过林林总总的协商民主形式，和多数的后知后觉者形成共识，最后通过法定程序制定法律，通过道德和法律的相互作用，带动帮助了不知不觉者。

　　从法学一般理论来看，现代社会政党是政治的发动机。一个国家的重要立法往往都是由执政党整合各种民意，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然后拿到立法机关去周旋运作，变成法律文件。美国谁当了总统，那么总统所在的党就成为执政党，政府重要组成人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政府重要法律法令一般由总统所在的党帮助草拟，由总统提交国会表决通过，国会里的反对党一般会借机与总统搞交易（利益交换），以换取彼此的主张都能变成法律、政策。英国议会内阁制的运作机制则是先有政党通过大选，争取在议会获得多数议席而成为执政党，党的领袖因而成为首相。重要的法律及政策由执政党提出，拿到国会与反对党搞交易，设法通过。在我国，重要的国家人事、法律、有关问题决定皆由执政党提出，然后到人大及其常委会争取赞成票，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通过，最后变成法律性文件。一般循着从党的主张到人大决定、再到法律这样一条轨道运行。因此，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大体能够反映现代法治的运行过程。

　　从发展政治学来看，美国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认为，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是现代性国家，未实现现代性的国家叫现代化国家，而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产生动荡；有稳定不见得有民主法治，但动荡绝不会有民主法治，“枪炮作响法无声”。因此，发展中国家最紧要的事情是保持稳定，而不稳定的力量，主要来自那些急于改变现状而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的一些知识群体。其他政治学家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教训，认为一个党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长期执政，比多党制或两党制容易保持稳定，有利于推进现代化，当然一个党长期执政必须特别要注意反腐败问题。其实更早以前，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要经过军政（以军事手段统一国家）、训政（以一党执政来训练民众学会民主法治）和宪政（还权于民）三个阶段，其中含义和后来的亨廷顿等发展政治学教授们大体一致，只不过孙中山先生是认真去想、去做的，而后来的蒋介石塞进了自己的封建专制元素，给孙先生的理论蒙上了灰尘。总之，发展中国家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其发展的前提，而一党长期执政有利于保持稳定，这是发展政治学的主流意见。因此，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大体与发展政治学的理论有一致之处。

　　这里有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值得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党（西方没有这样的概念）；是一个长期执政党（有参政党相伴，没有在野党，西方没有这样的政治现象）；是一个维护全民利益的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多年来，每年第一个一号文件不是关于工人问题的，而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国两制”的目的之一是保持局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维护的利益不是哪一个阶级、群体的狭隘利益，而是全民利益。这在西方也是罕见的吧）。这三个特色在一般的政治学里找不到解释，在和外国学者交流此话题时，他们很感兴趣，但对我们的解释一时难以听懂，毕竟这对他们是个新事物。其实，对领导党、长期执政党和维护全民利益党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特点问题，我们也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很好的理论表述，大多停留在感性的经验阶段和感性的表达阶段。

　　有人说，谁能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诠释清楚，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看谁能把与之相伴的中国政治发展经验从理论上说透彻，有严谨的学术论证，就像《资本论》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剖析和毛泽东《论持久战》对抗战形势所作论断那样，谁就能获得学术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