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他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我们可以把全面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还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四个阶段。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这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才2万余人，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富饶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沂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总体上是积极的，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形成了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不愿意看到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平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转移财富都需要一定时间。这些都决定了此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本质上是大撤退前的阻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已基本搬空南逃。

　　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同年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法西斯盟国，并缓解德国对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发动了若干次军事进攻。国民党政府为了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组织了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而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了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

　　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于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则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英国的依附性决定了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造成日军死伤5万余人。1942年2月，国民党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日军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败，使美国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是如此不堪。在此阶段，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大发国难财，扩张官僚资本；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败，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同志的这篇谈话，毛泽东同志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同志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丧失国土275.3万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城市1200余座，丢弃1100余座；当时全国人口4.5亿，遗弃同胞2.8亿。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日军开始时并没有把八路军、新四军放在眼里，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为1∶5配置，后再改为1∶3甚至1∶1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以一个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全面抗战时期，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人数，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对其儿子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可以腾出手来呢？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在这里，罗斯福清晰地描绘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党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

　　再看看台湾历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200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600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实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则是在敌后抗战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蒋介石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和程度的，并有着不同质的内涵。蒋介石集团与广大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在本质上也有着不同的家国观念。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最彻底的爱国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但与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各种表现，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甚至几度与日本谈判，出现投降倾向，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不时处在“中流”的位置，但并没有起到“砥柱”的作用。当然，他们抗战和爱国的一面，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也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共进行过22次重大战役，歼灭日军100余万，国民党军队伤亡321万。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充分证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障，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功地将民族危机转化为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彪炳史册。（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