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能取得胜利有许多重要原因，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异军突起”和强大存在具有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尽管没有领导全国的抗战，但却实实在在地领导了人民武装力量进行的敌后抗战和解放区战场，并且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推动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起到了牵制、抗击日本侵略者主力军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形象性表述。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1941年5月，他在皖南事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也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的说法。洛川会议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尽管这是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的要求，但纵观八年抗战历史全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中践行了这个诺言，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

　　那么，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地位呢？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交互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国内进步力量一起担当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三省后，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1、艰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尽管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追捕、屠杀，多年内战，血海深仇，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冀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控制整个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这不仅进一步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而且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异常愤慨，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风暴。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还有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明确表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一年后，1936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样，中国共产党已经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也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为表现合作抗日诚意，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四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国共合作条件，从而实实在在地开启了敌对两党捐弃前嫌重新携手、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闸门。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民族矛盾更为突出地上升为主要矛盾。次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并且，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多次主动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具体方案。但是，国民党方面仍以“投降”、“收编”的傲慢态度对待历时半年的两党谈判，继续设置障碍，拒绝达成协议。在平津相继失守、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愈益危急的局势所迫，才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有了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保障。

　　2、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尽管认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家认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也提出过“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但提出完整的持久战理论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独家创造。

　　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到将要进行的抗战形势，就作出了要通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战略估计。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言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提出持久战理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包括军事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和自然资源状况，以及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等诸多要素作了精辟分析，充分地论证了这场中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的结论。

　　在全国的全面抗战进行不到一年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形势变化所作的科学分析，为后来战争的实际发展所证明。这个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解放区战场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持久战理论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3、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疯狂掠夺、残暴屠杀的过程，经过揭露和宣传，能成为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是要努力激发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昂扬民族精神，掀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潮。还在华北危机加深之际，共产党员作家和作曲家就创作了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立即成为唤起民族觉醒、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立场，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起了巨大指导作用，为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引述毛泽东的话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进行人民战争，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

　　正如前面引述毛泽东所讲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抗战要取得胜利，赢得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这个中流砥柱表现在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上，就是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

　　1、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进行人民战争，是发挥中坚作用的一大法宝

　　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对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认为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的洛川会议，就是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方针政策。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开始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为推动抗战成为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奠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基础。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共产党主张的人民的全面的战争的思想路线非常鲜明，展示了坚持这条路线抗战必胜的充分自信。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最后承担了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的任务。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能迅速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一个重要条件。

　　2、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始终实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广泛而又持久的游击战争，是发挥中坚作用的另一大法宝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实际战斗力出发，从人民战争路线的要求出发，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认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可以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它将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发挥很大威力。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此作了精辟分析，强调指出：中国抗日游击战争，超出了战术范围，而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认识。之后，毛泽东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更加全面的科学概括：“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概括既强调了游击战争这个战略基点，又为作战形式的灵活运用指明了方向。它为提升为战略层面的游击战争如何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具体的作战形式留下了广阔空间。当然，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大规模的战役。但是，就整个抗日战争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方式，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无数次小的战斗，即打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组织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多种形式进行战斗。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处处发生，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到1943年，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至全民族抗战结束，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日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

　　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为坚持人民战争、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基地，是发挥中坚作用的第三大法宝

　　在洛川会议上，对我军参加抗战基本任务的规定就有创造根据地，保存和扩大我军这一内容。到1938年底，八路军各部先后在日伪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的新四军在组建后即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皖南、苏南、皖西、皖中等地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已经升格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互为依存。为了坚持敌后抗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就是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争取时局好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要求确保占领地区，使其成为支持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为主的毁灭性打击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空前巨大军事压力，出现严重困难局面。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战胜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从1943年起，各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先后扭转，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到1945年春，包括原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内，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还有民兵220万。这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零零地中日两国双方的战争，而牵涉到多国关系和多方利益。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方战略的调整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内两党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特别是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从而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战到底，对夺取中国抗战胜利起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1、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中国抗战形势，对正确把握中国抗战大局、处理两国三方关系，引领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起到了全局性主导作用

　　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积极抗日，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关系总的说来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是，在国民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且在发动反共的武装冲突的情势下，如何处理两党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新问题。

　　如果说历史的特殊性和矛盾的复杂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契机，那么经过20年左右战斗洗礼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走向成熟，则有能力将这种契机转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的考验，是早已走出狭隘圈子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导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的大党。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对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也有深刻洞察。“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抗战形势的逆转和两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已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酝酿了相应的对付措施，因而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时，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抗日战争大局的发展走势，不仅使两国三方关系的特殊格局没有因两党关系的恶化失去掌控，而且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继续抗日的正确方向，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积累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2、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公约数，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

　　这首先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之中，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其次，还反映在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和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上。所谓中间势力是个政治概念，即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持的中间政治立场而言。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1937年11月的报告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认为中央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这样，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

　　在1939年至1941年间，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对象范围，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3、深刻分析国民党政府不断变化的对日立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提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等一整套的政策和策略，对推动国民党抗战到底起到了督促性主导作用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和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深化和细化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以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共同抗日。择其最主要者有：

　　一是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如前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在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的磨擦和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危机。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既要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又要竭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争取时局好转。1939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三大方针。这样，“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方针，也是号召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政治口号。

　　二是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要以斗争求团结。1940年10月，毛泽东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这些认识具有思想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是提出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系既然是又联合又斗争，那么这个斗争怎么掌握？抗战伊始，两党关系良好，这个问题不突出。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逆转倒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在思索这个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就是在反对顽固势力不断制造的磨擦事件中逐步形成的。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是年12月，毛泽东概括提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他在1940年3月的一个报告中，总结与顽固势力的斗争经验时对这个原则作了深刻阐述，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中国共产党的“三有”原则，既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也为争取时局好转，使兄弟虽阋于墙，但能外御其侮，坚持合作抗日，夺取最后胜利确立了准绳。（作者为中共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