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精英阶层通常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唯一可行的发展“范式”，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唯一科学的政治模式。然而，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中国经验” “中国奇迹” “中国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道路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而言，具有非常深层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它打破了西方道路是“唯一正确” “普世适用”的神话，也破除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历史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形式的政治民主，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合适的民主政治制度。既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封闭僵化”，也不能“改旗易帜”，而要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

　　一、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封闭僵化”，“中国奇迹”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必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至7800美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等等，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经济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也无人能够否认。但是，有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依然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质疑。有一种典型的观点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完善、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方面，但是，并不能据此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特有优势和巨大作用，否则就不能完整揭示“中国奇迹”的内在逻辑。毫无疑问，中国道路的成功肯定离不开民主政治的发展，那种否定和质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的观点严重背离了现实情况，在逻辑上也讲不通。邓小平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没有政治发展与之相适应，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持续。从本质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是通过上层建筑调整来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务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大原则下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中国的和谐稳定和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大国，最怕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而能够把13亿人口的力量凝聚起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组织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正是通过这种民主模式，中国真正实现了倾听民声、广集民智，做到了政治稳定、决策有效，确保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展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凝聚力量。中国建立和运行了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实现“良政”和“善治”，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党和国家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积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要凝聚“全国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着法制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保障和基本内容。民主与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两大基本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民主，法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法治，民主便失去保障。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高效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大的制度优势。邓小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民主集中制既能保证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凝聚各级领导以及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主集中制是“一套比较有效的工作机制，大家各负其责，共同把工作做好” .民主集中制还决定了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既能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给予地方以适当的自主权；既保证上级令行禁止，又充分发挥下级、群众的积极性。

　　二、不能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幌子“改旗易帜”，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上要有政治定力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只有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有效制度。从本质来讲，民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要服务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适宜、合理、具有优越性，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是否使全体公民共享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西方民主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及资本主义制度基本适应。西方国家的当代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中演化发展而来，期间也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变化。恩格斯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规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西方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能够基本满足其政治需要：满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满足资本家统治工人的需要，满足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历史认知，满足西方文化对民主的要求。西方民主在具体的实践、民主程序、民主规则及其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但把西方的民主当作人类的“普世价值”强加给各国人民并封其为最高价值，是不恰当的。例如，被美国称为“民主样板”的菲律宾，当年在美国占领军的帮助下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并没有为菲律宾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菲律宾现在是东南亚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至少3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总统是民众选出来的，但是这些总统最终都背负贪腐的指控。从世界范围来看，最近10年来，高加索“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乱等事件的发生，无一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强力输出的结果。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相反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安，甚至跌入了内战的深渊。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民主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恒定模式，其自诞生的那天起，就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地域中存在着不同的形态。西式民主也许是适合西方社会的较好选择，但是未必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应该反映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具有本国特色，而不能奉行“拿来主义”，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照搬照套。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以人民民主为追求目标，一直在探索、发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救国救民的历程中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形式都进行了实验，包括君主立宪制、五权分立制、议会制、总统—内阁制、多党竞选制等，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取得了成功。相对以多党制、三权鼎立为主要特征的西式民主不断暴露出的弊端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其特有的优势保障了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从而受到了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一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集中，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能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有效避免了权力掣肘的问题。相反，西方民主培养出个人主义，难以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有效统一。西方民主建构在原子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过分强调个人及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把社会当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在此理论统领下的公民社会是必然要出现权力掣肘问题的。

　　二是在实现广泛的民主权利的同时，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西方民主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全民民主，但实质是资本的民主，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同上，第33页）“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同上，第559页）当前，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现象随处可见，院外集团、游说已成“制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民主已死”。2014年12月4日《纽约时报》著文：“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三是能够使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得以长期坚持和实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说：“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适应了中国历史与国情对政治制度提出的总体要求，保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出鲜明的制度优势。

　　三、不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因循守旧”，必须根据实践变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每个国家一方面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一劳永逸，必须随着自己国家各项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的民主政治。

　　9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正常换届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二是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实现了内容广泛、层次丰富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

　　三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汇聚人民群众的智慧；

　　四是确立和贯彻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五是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此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了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民主决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保证了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有效行使，实现了秩序、效率和民主的协同共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

　　正是因为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硕果累累，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强政治基础。

　　面对中国民主所创造的辉煌成就，曾经放言“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不得不改口：“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成为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生动证明，同时也破除了西方民主为普世价值的神话。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民主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内生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它扎根于本土，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推进，还将继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