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场悲壮行动，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文革”等错误后进行的重大实践，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共艰难地走出危难、走向新的辉煌的历史。仔细研究这两大事件和两段历史，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多的契合之处。

　　以内部共识的营造为前提，凝心聚力，同心同德，共克时艰

　　长征时，中国共产党面临巨大的外在压力，国民党军队以数倍以上的兵力围堵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党、全军缺乏共识、优柔寡断，那么不仅无法走出层层设防的包围圈，更无法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所以，在长征中党中央非常重视凝聚共识、宣传共识，以形成合力。这些共识包括：长征的必要性、长征的方向、长征中决不妥协和视死如归的精神、重大战略战术认识上的一致等等。没有寻求共识的努力，遵义会议就开不起来；没有寻求共识的努力，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就不会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的壮举；没有寻求共识的努力，就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改革开放也是在外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开启的。当时不仅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大发展，一些“二战”后新兴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呈现出勃勃生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现实就对当时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强大的压力。改革开放中很多新政策、新措施、新方法的实施出台，都经历了多多少少的曲折，因为这些新内容的真正实施，需要建立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之上。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8年小岗村开始，一直到中共十二大后才合法化，其原因就是考虑到这个政策需要通过时间和实践才能形成共识。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在1979年就已经提出，但为何直到1992年才得到合法化？也是考虑到这个思想想要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必须要一段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检验才能慢慢形成为共识。一旦有了共识，我们的党就能形成合力，就能汇聚成无穷的能量，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辉煌的胜利。

　　在目的明确、信念坚定的前提下，绝不受教条主义框框条条的束缚

　　长征和改革开放在具体道路的探索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总结经验。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地一开始是湘西，渡过湘江后决定到川黔一带，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后来决定到陕北，三大主力会师后又决定打通国际路线。这个不断变化的方案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探索，是不恪守陈规的“闯”和“试”。四渡赤水之战也是在实践中不拘一格地闯出来的、试出来的。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也是一步步摸索走过来的，虽然总的目标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但是到底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在实践中一点点积累经验而形成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都是坚持实践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善于利用一切内外条件，善于把握时机，变劣势为优势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特别善于吸收时代的精华，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可以用郑板桥的那首诗来加以形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顽强的生存能力在长征和改革开放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长征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是简单地逃命，而是千方百计地壮大和发展自己。比如，利用一切机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与陈济棠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大大减少了长征的阻力。又比如，在红军长征中每到一个地方，无论经过的时间长还是短，中国共产党都尽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都尽力进行政治宣传，努力壮大自己的队伍。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和条件来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资金过剩、市场不足等问题，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和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无疑是他们资本、市场扩张的宝地。所以，当时的党中央及时地抓住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派出各种代表团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引进他们的资金、技术等。在农村改革初步成功后，很快就把城市改革提到日程当中，迅速启动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战略。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这个事件教训的基础上迅速做出反应，不失时机地提出市场经济的合法化的主张，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跃上新的台阶。（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