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者要注意保持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基因，不必“文必称希腊、贤必举欧美”。不必由于明清的“科学发展之觞”“李约瑟之问”而自轻中华民族的科学素养和科学创造潜力。　　

　　 继续前行，发展基础研究要决战“四个突破”

　　 一是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以重大科学突破为目标的学科交叉融合。探讨和践行学科交叉研究，其中包括探索交叉性研究项目评审机制、交叉性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学科交叉型研究人才的培养机制等诸多环节。从近期看，应进一步探索具有交叉研究特征项目的遴选机制，在科研项目资助中给予交叉研究项目一定的倾斜支持，鼓励中国科学家在交叉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学科整体发展水平从“仰视”逐渐走向“平视”，少数学科领域已开始冲击世界领先地位，当前，正是在颠覆性创新方面有所作为之时。因此，应加快推进基础研究领域具有颠覆性创新潜力研究项目的前瞻遴选，取得更多前瞻性且能够引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突破性成果。

　　 二是拓展应用基础研究服务强国建设的全面突破。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供给侧之源，要进一步强化源头创新与国家战略需求融会。在鼓励科学家满怀好奇心地开展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同时，引导科学家密切关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将科学研究活动中源头创新思想的生成与服务国家战略的需求紧密结合。要把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源头创新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并力争取得更多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

　　 三是贯穿各成长阶段的人才和团队培养机制的全谱系突破。目前，我国已经建立涵盖不同成长阶段科技人才的项目资助体系。一方面，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梳理相关人才计划，避免重复资助；要尽快消除“人才叠冠”“人才项目与个人待遇过度挂钩”“评价指标倾向于数‘帽子’”等不良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战略科学家、学术领军人才、杰出青年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的实质性支持，明确适度的激励机制对于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潜力的重要性，在资助机制上进一步创新。

　　 四是中国科学在世界科学版图上的复兴突破。当前，许多科学问题的范围、规模、成本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所能支持的范围，国际科学合作正在不断深化，研究合作也更加开放。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呈现出了多极化特征，我国近年来已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网络的中心节点之一。应进一步拓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研究，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更好参与国际科学合作的开放创新环境，在加强多层次、多方位、宽领域国际合作的同时，实现四个转变。从被动式、防范式的国际科技交流转变到主动式、包容式的国际科技交流；从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转变到逐步主导国际科技合作；从派出留学人员转变到在欧美等科技发达国家设立科技办事处，加强与所在国相关机构的深度交流；从引进先进科技转变到输出先进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