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新冠肺炎疫情当作一次“黑天鹅”事件，但这次事件绝对不是“黑天鹅”事件，而是比之更困难的事件。关于新冠疫情的决策，我称之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以确定性作为标准来划分，公共决策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在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是“已知的已知”。比如“灰犀牛”事件，其实就是在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灰犀牛”事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能够提前预见事件的发生；二是事件发生的概率较大；三是事件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是在一般性的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是“已知的未知”，比如“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有三个特征：一是事件的发生出人意料；二是事件发生的结果影响很大；三是事后可以解释和预测。通常而言，在一般性的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人们往往会采取经验主义的做法。

　　三是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是“未知之未知”。也就是说，未知的因素，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这次疫情既不是“灰犀牛”，也不是“黑天鹅”，因为这次疫情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解释不了的问题，具有深度不确定性。最近几年，国际上有学者对“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做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最好的策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需要四个条件：一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二要迅速做出决策；三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和收益；四要及时调整决策以减少代价、增加收益。如果要实现这样的决策，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四种能力，分别是及时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和快速的调整转换能力。如果一个体制有这四项能力，应对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

　　四是完全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是“不可知的未知”。

　　此次疫情就是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的，疫情一开始就面临三大不确定性：一是是否出现了大流行的疫情、是不是新病毒以及传染性有多高、死亡率有多高和致命性有多强等；二是封不封城；三是复工还是不复工。

　　这次疫情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未来30年，“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可能会频繁出现。比如，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程度具有不确定性。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值得公共政策研究者关注。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