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什么WTO对“疫后”恢复如此重要

　　王辉耀：如今，一些学者将国际贸易视为战时不稳定与战后恢复进行对比的关键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贸易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它使各国能够在经济增长上相互依靠，并抵消部分财政和金融压力。

　　历史表明，贸易有利于全球性灾难的恢复。在未来的数月和数年中，开放贸易对各国抗疫合作、平衡全球供需以及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等至关重要。无论是限制贸易或是允许自由贸易的措施，都将深刻影响我们摆脱这场疫情危机的进程。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随着供应链的紧缩，工厂和边境的关闭，需求和贸易融资的枯竭，全球贸易已陷入困境。WTO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至32％。而32%这样的经济数字已经可以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几乎世界上所有地区的贸易都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

　　同时，部分国家开始倾向于只关注本国的内部事务，并展开“指责游戏”阻碍国际合作，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目前约有80个国家限制食品和医疗用品等必需品的出口，而此类措施可能在短期内激增并加剧物资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疫情促使“制造业回流”的呼声增加，一些国家可能会尝试提高关税以填补失去的财政收入，这种行为并不利于自由贸易。

　　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缺乏有效的全球机制时，经济衰退会滋生贸易保护主义。正如一战过后，贸易才正要开始恢复，但恶劣的经济形势就先引发了一波贸易保护主义，而当时成立的国际联盟却无力制止。相比之下，像“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样的组织，则有助于刺激贸易自由化，确保政策环境的开放性和稳定性，防止在经济面临压力时出现倒退。这说明，仅由贸易主导的经济复苏是脆弱的，需要组织机构的支持。

　　值得庆幸的是，WTO中有针对相关议题的解决方案。但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WTO的影响力近年来有所减弱，并落后于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进程。因此，当前的危机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推动WTO改革进程。

　　总之，开放贸易并不是解决我们经济困境的灵丹妙药，但它将会是推动解决疫情后世界上一些相关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恢复WTO的力量，它将成为促进多边合作与经济复苏的催化剂，这是疫情后世界恢复的关键所在。

　　帕斯卡尔·拉米：我也认为疫情下贸易保持开放十分重要。WTO和多边贸易体制机制应该积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贸易保持开放的基本条件，但目前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在疫情下更是显得不足。对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减少预防措施上的差异，主要是采取非关税措施的形式。这里指的减少预防措施上的差异，并不是降低关税，也不是降低预防水平，而是要减轻预防措施在程度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异。尽管这种理念也体现在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里，但这是一个较新的领域。

　　第二，改善补贴的相关问题。目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作用。相关方面的讨论在疫情危机前也已经有很多，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但或许将来的讨论会更容易一些，因为美国、欧盟和日本正在采取的补贴经济的行为以及让国家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做法，使得它们实质上正在向中国靠拢。

　　此外，WTO关于出口限制的规则也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例如，WTO允许在一些紧急状态下对出口实施限制的“特例”存在，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这些“特例”，从而避免“特例”被滥用。

　　各国能否尽快就WTO议程达成一致，对危机之后的世界来说意义重大。究竟WTO是否能发挥其最佳作用，我认为取决于美国最后是否愿意继续和WTO打交道，因为这将催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应对方案。尽管我们期待美国愿意与WTO合作，但同时也要做好美国继续对抗WTO的准备。因为在本次疫情危机发生后，美国对WTO持有的立场仍然和之前相同，这非常令人遗憾。目前，欧盟以及多个国家达成协议，决定在WTO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这或许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3.疫情下，WTO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王辉耀：各位对WTO应对疫情的作用是有共识的。那么，重要的就是如何真正发挥这种作用？我认为，在短期内，WTO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基本物资的贸易畅通，使物资能够到达有需要的地方。WTO还应就医疗用品等与疫情相关的商品展开谈判，以降低或取消其关税。还应推动降低非关税壁垒，充分执行《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帮助克服因疫情而加剧的“物流瓶颈”。此外，实施改革以支持经济长期复苏也很重要。例如，随着数十亿人在线购物、学习、工作或寻求医疗服务，完成WTO电子商务谈判已成为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被认为是WTO议程中最棘手的部分。但是，迫在眉睫的经济和粮食危机增强了各国作出妥协并找到前进之路的意愿。据世界银行估计，疫情会导致4900万人在2020年陷入极端贫困。调整农业贸易的竞争环境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并使食品供应链更具弹性。

　　WTO改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实现改革？WTO秘书处应在推动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组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工作组，采用更灵活的诸边协议之类的调整也将有所帮助。但归根结底，WTO仍是成员组织。真正的变革要求大国发挥作用。总之，此次疫情给WTO提出了新的挑战。

　　此外，我们生活在与1941年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极化，更加紧密联系，自由贸易的命运并非是由哪两方来简单决定的。我们确实需要恢复能够帮助实现疫情后多边主义的合作精神，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于疫情后世界发展至关重要。

　　艾伦·沃尔夫：近日，为使WTO再次全面运作以应对全球疫情暴发带来的挑战，WTO召开了成员常驻代表视频会议。经验丰富的贸易专家提出了许多建议，包括更全面、及时的措施通知——使用高科技手段实时发布各类公告；加强监控以确保数据尽可能完整；暂停对相关医疗用品、医疗设备和药品收受关税；加强这些商品的贸易便利化，例如开通绿色通道等；加强行为守则和国际间的互谅原则，包括分配稀缺物资的指导准则、可解决的出口管制和同等措施（包括任何形式的抢购）的协定；组建WTO成员应急委员会或工作组。

　　此外，提前考虑贸易恢复措施，以下或许是应该做到的：减少影响粮食、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限制措施，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包括国内采购指令等）；广泛暂停关税，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谈判达成减少和消除关税的规定——药品、信息技术产品、环境商品和已经具有低关税的产品应考虑达成零关税；提供更大的贸易便利化努力，例如支持《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执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促进跨境服务供给；逐步恢复贸易融资；健全并强化对内投资审查的准则；完成电子商务谈判，制定关于国内工业补贴、农业支持方面的规则。

　　未来，WTO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已经抬头的向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转变的趋势是否将会继续发展。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将会产生更多挑战，冲突政策的竞争结果将取决于各国领导人，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足够关注和精力的问题。成立一个WTO政策规划委员会，对于我们规划未来贸易系统十分必要。目前，很有必要确保WTO秘书处内部有专业的政策规划能力，并可以与相关方建立顺畅联系。

　　 霍建国：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集中精力推进WTO改革，这将有利于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相较于在国际上引发很多讨论的“WTO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争议”问题，我认为目前WTO的改革更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改善规则，即如何对旧有规则进行补救，并启动新的规则。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经贸发展中确实缺乏新的规则和变化，而现在必须这么做。

　　第二，改革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当前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审议机制与WTO其他功能相脱节，难以有效发挥约束职能，且审议结果不具有强制性；成员通报表现不佳，削弱了审议效果；对主要贸易大国的审议难以发挥约束作用。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一直是WTO的核心功能之一，在增强各成员方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减少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如果得到解决，将会更有利于WTO相关工作的开展。

　　第三，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正如帕斯卡尔·拉米先生提到的，中国、欧盟和其他十多个WTO成员日前联合发表了部长声明，决定在世贸组织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我认为这将十分有利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现在已有15个国家加入这一安排，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加入，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在历史上，WTO信息技术协议（ITA）和自由贸易协定（ETA）以及其他一些安排都属于为应对临时挑战应运而生的安排。因此，面对当前挑战，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安排开始，继续寻求新的突破。

　　当然更重要的是，WTO改革需要合作，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中国和美国是WTO的两大主要成员。中国明确表示要推动高水平开放，这对WTO改革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开展一些有助于互相理解的谈判。

　　此外，妥善推动WTO改革对中国在当前形势下深化改革开放意义重大，同时也符合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和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对中国来说，WTO改革是一场复杂艰巨的多边博弈，任重道远。我们需要明确哪些是与我们利益攸关的，甚至哪些关键点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底线，哪些是可以体现灵活性的，进而尽快组织专业团队，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讨并做好各种预案。一方面要警惕WTO改革中可能存在的陷阱，一方面要发挥中国的智慧和影响力，以WTO改革等为契机，开辟更加良好和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本文对话由全球化智库统筹、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