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好心理准备、知识准备，迎接历史剧变时代的到来

　　作为中国的知识工作者，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知识准备，要迎接这个历史剧变时代的到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变化，以及蕴含未来可能的剧烈变化，这是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很多年前就说过，大家都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居然开始松动，大家都认为无可逆转的趋势居然开始逆转。我由此勾勒出四个脉络，我认为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第一，“冷战”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变成唯一超强，大家都相信这个单极体系几乎是牢不可破的。不到二十年，这个结构的基础已经全面松动了，历史的脚步走得真快。第二，第三波民主化，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80-90年代则势如破竹，席卷发展中地区几乎所有政体的演化；然而，进入21世纪后它开始失去动能，最近十几年已经开始进入退潮。第三，二战后七十年，从战后秩序重建开始，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往自由化的方向演进，而且其吸纳的地区、覆盖的人口不断扩充，所以它被看作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趋势，现在资本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自由经济秩序也面临巨大挑战。第四，过去三百年西方国家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他们主导历史的前进方向，他们塑造世界秩序，制定游戏规则，主导话语权，但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这是三百年历史潮流的反转。

　　这些都倒逼我们去探讨我们知识体系的时代关联性在哪里，我们过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径能否回应这样的知识挑战。2019年年初，西方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全球安全议题对话“慕尼黑安全论坛”使用了一个主题——“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处于一个肢解的过程，零部件掉了满地，谁有能力把它拼接回去呢？）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主办者为会议选这么一个主题，是无法想象的。偏向西方中心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秩序的拆解者、破坏者。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中国肯定是很重要的正面力量，是建设性的。然而，西方国家不这么看，这一点我们暂时不理会。

　　该检讨过去经常借鉴移植的、高度美国化的主流社会科学、主流政治学了

　　西方国家当前面对的困境是极为深刻的，而且来自方方面面，他们过去所自信的每个环节都出问题了：第一，特朗普居然要拆解战后多边机制，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第二，原来一般认为整个战后体制的主轴是美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就是大西洋联盟，美国和西欧原本是基于理念或共同威胁的特殊伙伴关系，但这居然也开始裂解，欧盟本身能否维续也是一个问题。第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特别是我们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遭遇到巨大反弹，反全球化与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进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在崩解。第四，民主体制本身也出现合法性危机，治理失灵，这在美国和欧洲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而我认为问题远比我们看到的还更严重，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财政危机、族群融合、人口老化、经济停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分配冲突也几乎没有解药，只是在拖延问题。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现有的、熟悉的，特别是我们过去经常借鉴移植的、高度美国化的主流社会科学、主流政治学，以及它的那套理论范式、研究方法，还有它所设定的议程？是不是要通过这种检讨，我们才能比较从容、有比较清晰的思路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否则我们将非常困惑、非常彷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巨大挑战。至少我认为，过去太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美国式的，我们沉溺于假定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成熟稳定的状态，所以误认为我们只需要研究一些参数性的变化，如什么样的群体投左翼政党的倾向更高，阶级投票倾向随着不同的时代会减弱或增强等。我们不会去思考大的结构转型与解体、体制合法性基础全面松动之类的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跳脱出来，不能再假定这个结构是牢固的、秩序是稳定的了，因为这个前提已经被挑战了。

　　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知识挑战比我们还要尖锐

　　在我看来，今天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知识挑战比我们还要尖锐，为什么呢？第一，它很难预见和理解当前的历史趋势，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到今天还在蔓延，并没有真正恢复。日本是第一个进入负利率时代的经济体，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整个欧洲几乎要进入负利率时代，这对一个常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像一个黑洞一样，美国现在也正在往这条路走。这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谜，它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从三十年前历史终结的自信变为现在的不自信，这让政治学者们非常彷徨，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没有什么新的建设性的东西去应对它现在深层次的冲突和矛盾。战后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困境，也让自由派经济学者非常惶恐，他们很难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国的整个现代化道路和经验，特别是过去四十多年的道路和经验，所以他们也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如何带动了很多非西方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兴起，以及它接下来可能会带动世界秩序的重塑。这些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更牢固的科学哲学基础做支撑，需要一个宽广历史视野的社会科学研究来回应这些问题。

　　我对美国政治学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隐而不喻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比如西方中心、个人主义等，只有少数人能够跳脱这个局限，但他们在美国学术社群里都被边缘化了。另外，我觉得主流政治学在过去六七十年所依赖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是“问道于盲”，不是说那些基础产生的知识完全没有用，而是说它只是工具性知识。如果你想解决操作性问题，这种雕虫小技是有用的，如预测下一季的股市是涨还是跌，又如用什么样的广告词可以打动选民。但要想回应我说的历史剧变时代的结构转移问题等巨型历史变化问题，它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认真地开展历史政治学研究

　　如果我们要认真地开展历史政治学研究，那么，重新建构科学哲学基础也是值得做的一项工作。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今天的主流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主张，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分野，即过去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解释往往会引导你往个体层次找到解释源头，其中，经济学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论都要有个体基础。但如果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尤其是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他们认为，没有与生俱来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个体，只有社会结构才能赋予它这种可能性。每个人都由于隶属于、参与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关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种角色，才具备了社会行动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很多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应该用总体层次的回归作为解释的源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新起点，而且我认为历史研究也是一样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帝王将相，这并不是说个人不起作用，而是说他的作用其实是很局限的，当然，他能成就的事情有时也会具有偶然性或运气。所以，马克思提醒我们：人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事实上，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条件往往占了80%-90%。因此，所谓的“英雄造时势”的“英雄”的独立作用，可能只有10%甚至是个位数。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做研究时要把不同层级的行动者和结构条件都考虑进去。不要觉得这样的理论不够漂亮、不够精简，这并不重要，简洁而漂亮的理论虽然有感染力，可它是唬人的，因为太容易有例外，太容易被推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要想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有太多的结构前提要确立。一个好的研究应该是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而且要先做好一个非常深刻的个案研究，再去做比较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点。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很多可能性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可能会找到答案，你会有这样一个引导性的知识地图。如果我们要重建历史政治学的科学哲学基础，我觉得这会是非常重要的起点。

　　虽然历史政治学这个提法过去很少，但是已经有一些跟它类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径，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结构分析、历史制度论，它们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都有一定的地位，这些都是历史政治学的先驱和重要基础，我认为是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读者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中国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