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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赢“三战”中交出工会组织的合格答卷
“疫后重振”“灾后重建”既是湖北发展的主题词,也是广大职工建功立业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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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劳动教育是职业教育难得历史机遇
可以说,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也可以说,离开了劳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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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工运理论政策研究的思考
工运理论政策研究要始终坚持研以致用,努力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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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建促进优化国企治理的路径探究
抓好党建工作,关键在于视点拓展、工作创新。
1939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期发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回答了抗战时期“怎样使大多数民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即“如何组织民众”这一基本问题。文章关于如何组织民众问题的论述,不仅为抗战时期动员组织民众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对当前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具有现实意义。
动员组织民众“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动员令,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组织发动民众是抗战的重要任务,也是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刘少奇对此也持有相同看法,正如他开宗明义所强调的,“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抗战爆发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的呼声“已经遍于全中国”。地方党组织和“动员委员会”积极响应,“从事民众运动”,“发布了不少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法律、命令”,但他调研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将近两年”,全中国除了华北等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没有广泛开展民众运动,大多数民众并没有被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这“在抗战中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如何组织民众呢?刘少奇从民众运动本身出发,提出在组织民众中,只有遵循“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和“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等基本原则,才能把大多数民众成功地组织起来。
“要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
刘少奇认为,认识了解民众是组织民众的前提,只有认识掌握民众运动的规律,才有可能引导民众组织起来。民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因此必须从民众的自动性出发使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而不能任意去组织他们。那么如何实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呢?作为民众中的先觉者,我们有责任不断提高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他们的觉悟,使民众了解和认识到他们有组织起来救国与自救的必要性,发挥民众的自动性和积极性,然后推动、协助和引导民众组织起来,这样民众就能真正组织起来,而且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他们态度会很坚决,“即使你不让他们组织,他们也会多少组织起来,不能公开组织,他们也要秘密组织起来”;反之,如果采用强迫命令,就会抑制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民众不但不会组织起来,甚至有可能与强迫者发生矛盾冲突,走向对立面。在启发民众协助民众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刘少奇还特别提醒,领导者应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应当“以兄弟的、同志的态度去对待民众、说服民众”,才能真正提高民众的觉悟和自动性,才能真正成为民众的领袖,“才能真正的、最后的把民众组织起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最后,他还强调,真正坚强的民众运动必须强调纪律性,但这种纪律是建立在民众自觉基础上的,是民众了解、承认和自愿遵守的在民众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纪律,是自动的、自愿的、暂时牺牲自己主张服从多数人主张而保持行动一致的纪律,而不是依靠强迫遵守的纪律。
“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
民众不仅是有思想的人群,而且还是“有要求的人群”。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注意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如果解决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而群众也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号召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刘少奇也持有相似观点和看法。他指出,任何离开民众要求去组织民众必定会失败,而注重并达到他们共同要求,他们会自发组织起来。我们在实际组织民众工作中,不能试图变更甚至放弃既有的民众团体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团体组织的任务与主要要求,而是要妥善对这些团体加以引导,来吸引更多民众参加,使民众组织起来。比如,在经济组织中,任何群体中的民众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经济要求,那么我们应注意在民众各种经济要求上去组织他们,把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达到组织最广大民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加以政治口号与政治要求,否则,只是单纯用政治口号去组织民众,那就不能使大多数民众真正组织起来。当然,除了民众自身要求外,我们还可以结合抗战要求,通过宣传解释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组织民众亲身实践和参加实际斗争工作,让他们亲身体验到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个人要求与国家民族要求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以此启发和提高民众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使民众接受我们的要求,而且他们会把我们的要求和口号变为自己的要求和口号,他们会走向更高的阶段,参加抗日救国。总之,一定要重视民众的要求,“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否则“民众永远也不会在你们领导之下抗战的”,甚至走向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敌人。
“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
民众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要求、职业、年龄,来自不同地域、阶层,文化觉悟程度等也不尽相同,刘少奇认为,民众内部的这些复杂性决定了民众组织方式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组织民众过程中必须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否则企图用单一方式把来自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过共同组织生活,必然是会失败的。那么我们如何从组织方式上来区别民众组织呢?刘少奇认为,可以将民众按照产业和职业等原则去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需要注意的是,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并不是主张民众组织的分散而不要统一”。民众运动必须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众内部复杂情形基础上采用各种各样方式去组织民众的大多数;是建立在民众组织各部门中,在共同要求上取得工会、农会、妇女会以及青年团体等各种组织的统一;是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联合一切民众团体,组织统一的救国总联合会,并在各地同样建立这种联合会的系统。这样就能在抗日救国共同纲领基础上,把有共同要求的一切民众组织统一在一个总领导机关之下。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众内部的复杂性,并对各部分民众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进而采用看起来似乎是分散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才能把大多数民众广泛地组织起来,才能够有真正统一的民众运动。
“疫后重振”“灾后重建”既是湖北发展的主题词,也是广大职工建功立业的主战场。
可以说,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也可以说,离开了劳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职业教育。
工运理论政策研究要始终坚持研以致用,努力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上下功夫。
抓好党建工作,关键在于视点拓展、工作创新。
艾思奇很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为暮霭沉沉的旧中国盗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火”。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范文澜,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呕心沥血,撰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